中国维新30年与未来人类简史（上）
之一：抑或是中国参与世界
21世纪的中国概念极
2008年1月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中国再一次成为倍受热议的名词，中国国家副总理曾培炎则借此向与会的全球88个国家5000多名政要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家称：“从战略角度说，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或充满自信。”
而在另一方面，2007年下半年出现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剧烈衰退，并使美国的前景受到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它没有能够成功恢复伊拉克这一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秩序，美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也受到了挑战。日本新闻媒体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让国际权力发生了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单极支配世界的模式正在改变，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则将这种美国力量快速消减而多元力量并行上升所导致的世界出色领导国缺乏的现象喻为无极的世界，并认为世界在21世纪并不是走向有序的“多极化”，而是不稳定的“无极化”。
然而显然，即使是在“无极化”的趋势中，中国也是令世界不能不主动关注的重要一极。今天，不少人已经普遍注意到，世界在改变中国，而同时，中国也在改变世界。正如有人评论的一样，中国在早先的封建时代就已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大的帝国，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可以不顾外部世界。然而过于封闭的政策又使她在近代远远落后于世界，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她放弃了孤立主义，并通过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有能力介入世界事务的外向型国家。
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其2007年国家经济发展数据时，GDP同比11.4%的高幅增长达到13年以来历史最高，令全球经济学家纷纷作出中国利好的解读，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意见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机会已超过五成的悲观趋势下，中国这一新兴的经济增长体很可能是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因为中国业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经济引擎，她不仅仅是世界的工厂，同时也是一个超乎想像的巨大消费市场。世行在刚刚发布的《2008年世界经济前景》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将有效缓冲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滞缓。
中国，成为了进入2000年以来的多元化世界格局中被各国越来越多所提及的名字，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中国的观点和意见开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事务中发挥出越来越具影响力的作用。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通过投票正式宣布北京将作为第29届世界奥运会的举办地之后，中国更获得了一次在国际社会中展现自身并提高形象的绝好机会，北京也意识到，奥运会将成为从各个方面帮助中国获得一次加速追赶世界并实现自身社会提升的机会。在一系列的巨大投资与前所未有的创意修建之后，今天，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人士都会惊讶北京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就连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保守派亚洲问题专家谭慎格都用“雄伟壮丽”和“叹为观止”来形容这种新北京印象，对于暗怀竞争与担忧心态的一些国家而言，这场即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很像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各方面的崛起牵动了世界的神经，以全球近代而至现代以来的历史演进规则来看，似乎，由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所建立的传统世界格局以及二战以后由美国所建立的世界权威地位开始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微妙的变化，2008年伊始之际，这种微妙变化的关系通过世界经济的衰退而浮出水面，英国媒体作出《中国改变整个世界》的标题，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这种关系的态度。
然而，中国是否已经作好了开始领导世界的准备？或者，中国是否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将成为新一任全球事务的话语者？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势力和影响真的将在这个世纪之初被瓦解？世界经济的衰退真的需要中国这样的新兴增长体来消解？中国真的是世界的拯救者吗？抑或只是21世纪所崛起的第三种造就均衡的另外力量？
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国崛起》这一档电视节目，令中国大众和世界都倍感兴趣，显然，这是一个让许多中国人兴奋同时也让世界许多观察家可以大做文章的一个话题。尽管这档节目仅仅只是列举了世界近十个国家如何获得近代历史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强盛的例子，但其作为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国家崛起和复兴的借鉴用意则十分明显。21世纪中国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尽管只是一场中国历史的再次复兴，但在更大范围里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0年前俄罗斯在彼德沙皇领导下向欧洲的强势扩张，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很容易让人们将她拿来与150年前所开始的那场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日本作为现代世界列强的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更有一些保守主义者，他们干脆直接将中国的这场崛起与德意志在上个世纪初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而获得的强大相提并论，并对中国的未来作出种种叵测。
然而，无论如何，21世纪的世界已不能回避中国崛起的这一事实，仅仅从新世纪全球整体经济格局而言，中国这一巨大的经济增长体业已成为了全新的一极。
30年中国维新的新价值
俄罗斯科学院在新年之际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作出评论，并提出《中国全球化，世界中国化》的标题。文章在经济增长、制度创新、文化交融以及增长的代价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等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指出“中国创造”正在替代“中国制造”，同时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也分化为和西方相同的不同流派：自由派与新保守派，“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法国则认为，“中国模式”正在成为2008年的主角，同时暗示这一模式将有可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并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感兴趣的选择”。
上个世纪年代70末开始的“中国维新”，在21世纪之前仅仅还只是西方世界眼中的一项趋向保守的政治变革。然而，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其改革开放的意义则远非如此。在举足轻重的中国深化改革的道路上，2008年显然是一个再度维新的分水岭，同时也是总结前30年以粗放模式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利弊并大力度转向科学发展全新模式的关键一年。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突破管制的呼声则完全接近了传统国家治理体制与机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将改革从经济市场领域上升到自身的庞大行政体系，称为“大部制”改革业已成为2008年中国政府进行体制改革的焦点。十七大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核心在于“以人为本”的全新国策纲领后，国务院已经专门建立了国家大部委行政体制改革的联席会议，一条先合并后分工的改革路线图基本呈现，原来中国政府各部委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漫长行政链条将获得重新组合，使国家行政管理功能更为核心，并通过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方式，让社会中介组织与基层政府分化掉传统部委们曾经过于庞杂的权力。
进入2008年的中国文化思想界，也有了更多自由的色彩。在新年伊始的舞台另一侧，名为“致敬2007”的南方周末年度盛典也被聚光灯所照射到。这场典礼开出的名目包括了“文化原创榜”和“创富榜”、“奥运社会价值榜”、“传媒致敬”，另外还特别出具了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在华贡献排行榜”的单元，中国传媒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观察与把握由此可见一斑。在2008年的北京，这样一场典礼的名流张扬已经显得毫不重要，而文化与艺术评论家们的批评言论倒是值得关注。香港先锋艺术评论家荣念强调文化是平衡政治与经济的“第三种力量”，主张通过文化对政治和经济进行“评议”。而陈丹青则认为中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现状是“空前繁荣的荒凉”。朱学勤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与现状，他说：“我们走过的悲喜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法国的精神大家、优秀作品是以几何级增长，我们只是算术式增长。”在这样一场繁华尽显的典礼大会上，拷问中国的创造力成为了另外的一个潜在主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文化思想与艺术界中，尚未有承担历史责任的人物出现。
当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时，其实也意味着更大的世界开始对中国产生作用。这与一个青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经历相类似。这意味着他必须面对更多来自不同方面的眼光和评价，有欣喜的，也有怀疑的，还有猜忌的，甚至也会有反感与拒绝的。对于这个青年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是他能否客观地看待他所触及到的世界，并能正确认识到世界的本质规律。在这样的一条路上，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在于他多么强大，成为街头霸王，而是在于他能够获得真理的认知并由此而拥有持续的勇气与信心，这样的话，他必会相信，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对手，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与伙伴，而唯一的敌人，则是妨碍他认识真理而追求未来的自己。
在我们预想世界将对中国作出如何的评价与反应这一越来越不能回避的话题时，中国维新中对于世界作出一个公正与客观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之下有所作为将显得更加重要，这将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展现出西方世界因为过于保守而无法迅速认知到的价值。
这或许就是中国为未来所须作出的准备。而是否由中国领导世界，对于这一可能将会产生诸多争议的话题，不仅全世界会持不同的看法，就是中国自己也将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在这里，我的看法则是，无论世界的未来是趋向多极化或是无极化，无论如何人类都将拥有其自身的最高理想选择。因此，尊重人类应当是所有具有领导者意识的国家所必须的觉悟，承担人类发展的责任亦是一种自我的应有意识，只有这样，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才能像乐意于成为元帅的士兵一样受到人类的欢迎。而具备世界的领导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本身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获得自我价值显现之道。2008年的今天，更多人应有能力认识到，不是世界接纳中国，而是中国在参与世界，这或许是中国维新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之一，同时，这也将是每一个中国人迟早都必须拥有的一个主动意识。而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或是欧洲，抑或日本还是其它国家，它们都是人类中优秀与杰出国家，而人类的定义，在自然界最大尺度的道德范畴中都是客观而且平等的，我想，中国的领导自觉力将使这个必将深具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与民族获得发展壮大，与所有的国家与民族一道，并肩完成人类未止的共同使命。
世界新理想的实践者
One World，OneDream。这一由中国喊出的口号已远远超出了北京奥运会的精神概括，也超越了多元与无极的世界权力划分定义，对于21世纪以及更加长远的未来而言，这将是人类理想的必由方向，同时也必将是中国未来的道路。
回顾这场30年的历史嬗变，是让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与社会学者们唏嘘感叹的，同时更让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智库所惊讶。就在30年前，这个有着庞大人口的国家究竟将向何处去，还是一个令中国人自己以及世界所关注的巨大命题。如果用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待中国的这一历史转折，人们会更加清晰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拐点，同时，人们也将明白，一篇国家新历史的著成，原来也可以是如此一挥而就。
以人类社会的动态模型来计算，我们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其实都是由每一个变化的细点而集聚完成的，这就好像时间由年与月来集约，天则以小时而分钟则以秒来组成，这中间，变量呈现最为强烈的，则是最小单位的计量。当人类能够着眼于未来更远，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将自身发展的战略尺度拉阔更大，那么，人们对于集聚于分秒之间的剧烈变迁则将有足够的心理包容度来承受。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其历史的转轨、社会的创新、政治的跃迁和经济的升级，所带来的这一切变化都是需要以历史的巨眼来审度，以巨人的果敢和勇力来施予的，这一必然载入人类史册的中国式腾挪，值得所有现代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来予以认真研究。
“中国维新”，这场变化的深刻性仍然还不是世界社会每一个人都能完全察知的，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一变革维新的成果也仅仅只是阶段性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所处环境发生的改变，大众收入的增长与更多嗜好的培养并不足以改变人们传统的世界观。即使是8年前，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也只是随着国家开放的潮流而自然进入了21世纪，关于世界的话题更多来自周边的生活。开放，这个客观的、事实的，同时也是自然常态的社会系统学概念，在中国漫长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是几乎不存在的。因此开放对于中国社会自我的经验因陈而言是一场巨大而持续的挑战，无怪乎西方社会总乐于站在评论家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变革中的国家。然而，任何违背客观规则的封闭事物总会在某个时候到达它的极限，自然规律的力量将在这一刻显现出来，一当它来临，来自开放世界的信息将如潮水一般涌入，促使整个系统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维新30年的渐变模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
当世界不能不关注中国在这一个新世纪获得的权重影响时，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可谓为中国自身发展以及中国对于人类发展将承担的义务作出了世界公示，可以说，十七大报告本身就是一部中国21世纪与人类协同发展的战略白皮书。它不仅为中国自身提出了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全新思想，同时也真诚表达了中国对于人类共同和谐与繁荣发展的责任态度，如果此际回顾30年前的中国，甚至80多年前更早的时刻，中共就已经确立了通过联合私有财产而实现和平与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最高纲领，而这一点，全球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或许都忽略了。当21世纪的中国以全新的开放、借鉴、创造和实践的姿态崛起于世界之际，全球的智库应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必将以她的科学发展与和平共享的理念影响这个新世界，并以和谐的理念成为推动21世纪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更大的意义上，中国所做的，将是世界新理想的一场科学实践，而这也将是中国维新之于世界的真正意义。
之二：历史分水岭与中国世界观
破产思维与崛起的破题
许多人至今犹能记住1999年末，全世界都翘首等待千禧年到来时的情景，当时的中国大众们，即已普遍显示出对这一未来新世纪的巨大预期热情。
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已正进入加紧WTO的申报审定程序中，全球自由贸易成为了中国企业界热议的话题。时任华为总裁的任正非，则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一文，引起一番热议，任正非在这篇文章里谈到了一个关于“冬天的棉袄”的话题。他甚至举出了比尔.盖茨所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微软失去核心创造力，五个月之内就会破产。所以，任使用了“华为一定会破产”来警醒企业的干部员工。当时，中国国内绝大部分企业都对自己的快速发展颇为得意，却忽略了自己仅仅只是一个产品低端生产与加工组合的工厂，所有的核心技术都由国外所控制，甚至，1999年时还发生过长虹控制所有进口彩电显像管而要控制国内行业的彩显垄断大战。当几年过后回头来看，任正非这篇《冬天》在另一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最早获得高速成长的家用电器与电子通信行业在后来陷入饱和竞争泥淖而纷纷失去竞争力的一道分水岭。从80年代末开始发生并迅速在各个领域中通过规模化扩大而成长起来的家电实业巨头，这种高速倍增的变化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以致许多中国的企业家们来不及为领导明天的市场作好准备，大有其兴也速，其亡也忽的味道。
整个90年代，世界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还只是以外资企业不断登陆中国以及越来越流行的网络资讯，在更为遥远的政治领域，1991年的苏联解体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一种谨慎的波及。1996年年初，龙永图首次率团出席日内瓦世贸中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时，将要与世界发生的自由贸易使中国的一批精英分子和诸多企业感到了第一次来自世界的冲动，二年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所提出的中国入世原则中，特别强调说WTO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而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显而易见，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已经作出了全面进入世界的决定，中国将因世界而获得进一步繁荣勃兴。尽管这一进程由发生在1999年5月8日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所阻扰，并将中国民众所刚刚积蓄起来的世界观再次转换成为憎恨西方霸权与资本主义的情绪而被渲泻，然而中国没有停止在战略层面上追赶世界的脚步，仅仅4个月后，中美就WTO问题就恢复了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从而大大消解了大使馆事件所产生的双边冲突。当千禧年最后以一个人类和平展望和繁荣共享的期待出现时，许多中国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千年虫”与整整一个多世纪里所经历的坎坎坷坷，将一个美好的希望与明天寄托给了一个更大的新世纪。这个历史的转换之际，江泽民向世界发布了中华民族将在新世纪中完成国家统一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基础上的伟大复兴宣言。
这也是不久之后海外产生一系列保守与不信任评论的由头。2003年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托马斯.唐纳利就此专门发表言论认为，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铲除恐怖主义，另一个则是遏止中国的崛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阻止这两者的结合。当这番话移到2008年再来评价时，这种当时在西方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则已经因为美国强硬政策的全球破产与经济衰退而成为了历史笑柄。中国的快速发展显然并没有在这些西方保守主义者所想像的轨迹中，而她作为世界公认的崛起则显得不可阻挡。
2005年年底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崛起》一书中，作者张剑荆指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同时他更明确地预言到，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崛起的意义将等同于欧洲革命时代，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将成为一种普世的人类文明。
这种对于文化以及中国社会文明的整体思考，成为了中国政府与社会精英在跨越2000年时所形成的一个显要共识。200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开始迅速进入到由点沿海岸线的延伸发展，1993年成立的上海浦东新区，经过十多年的埋头发展，终于让上海在新世纪中崭露出头角，2004年，仅上海浦东一区的GDP就达到了4800亿，直逼广东省当年5600亿的全省国民生产总值，而与此同时上海所率先进行产业置换的腾笼换鸟，迅速放大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效应，并迅速形成了新一轮世界金融资本大踏步进入中国的第一滩头。此际的中国内陆的许多城市，此时也纷纷迈向了改革开放之下的都市转型升级的城市化发展启动阶段，然而相比沿海地区来说，传统官僚的思想保守与地方意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使这些内陆省份未能充分获得应有的发展。中国的东北三省因为大量下岗职工而显得负担沉重，中原腹地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兴起商业浪潮早已云散，而中部大城武汉与湘中长沙也仅仅只是停留于城市硬件的初期建设中，地标性的高楼建筑与商业步行街是中国许多内地城市在新世纪之初的首要话题。在80年代已经繁荣和高热起来的珠三角，广大的乡镇业已发展成为以加工型为主的经济重镇，这一地区的农民迅速消失，土地被不可遏止地转变成为集聚中国最大一批廉价劳动力的场所，然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所产生的民工潮到2005年发生的“民工荒”，一方面将中国人口政策和社会劳动力自身需求提到了社会学家的面前，同时更因为2003年在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而延伸为社会人权与国家法规治理的更高层面。显然，在最早获得经济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并没有将“人文”这一课题列入到这场改革和发展的纲领中，当集聚于珠三角的廉价劳动力开始逐渐向长三角转移并最后以“民工荒”呈现出来时，此时的广东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其发展的边际递减阶段，而与此同时，更大的跨区域经济生态圈已经在中国华东、华北、东北以及西北雏形显现。
世界新经济与中国概念股
2005年7月14日和8月5日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分众传播以每股17元美元和国内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以每股27元美元在美国NASDSQ接连挂牌上市时，两家中国公司的年轻掌门人分别获得16亿美元和9亿美元的个人身价，成为继2000年网易上市之后再一次惑动中国新新人类分子急切飞越太平洋的梦想激发点。这时，中国社会才渐渐发现，随着分众、百度等一批完全不同于传统网络和传媒的创新企业纷纷登陆美国，一股称作为创意新经济的潜流已经在中国涌动了，与所有过往中国人企业历史不同的是，在这股充满不切实际的奇思梦想之外，航行着一支巨大的称为VC的国际风投基金的舰队。“新经济”这一同时代表着“风险”与“巨大机遇”的新词组，开始在中国一批全新创业的精英界流行。对于世界而言，这一批中国登陆美国的新经济所扮演的则是“中国概念”股的角色，华尔街的众多证券投资人纷纷看好这一概念。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就像1492年克利斯托夫.哥伦布所发现的又一个21世纪财富新大陆。
与“新经济”的发生所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中国国内最早发展起来的传统企业，这些企业在进入21世纪后因为迅速发作的大企业病而表现出迟滞和观念消极怠慢。我在2000年秋天访问春兰集团总裁陶建幸时，当时他已经在华尔街参与证券资本的运作了。春兰是国内最早的空调生产大王，后来因为市场的种种原因而失去了这一冠军头衔。当时陶建幸对在国内做空调的生意似乎已不大感兴趣，他告诉我在华尔街做一年的证券交易可以轻松赚到15个亿，而空调利润则越卖越低。我当时向这位总裁表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即是资本运作和企业运作是两码事，而作为春兰而言即使是进行资本运作也应当以其实业发展为基础，我认为春兰的品牌应有更大价值而值得挖掘与延伸，春兰可以在国内市场中有更多作为。陶建幸当时并没有对此意见表示什么。会见是他设在泰州的个人办公楼里，那是一幢独立的豪华建筑，犹如宫殿，花园里还养了孔雀，据说是陶参观了三星总裁李健熙的庄园之后建造起来的。我在后来重塑春兰这个品牌时，提出了“创造和谐生活”的核心价值主张，然而春兰方面的高层中有人质疑很大，运行了差不多一年后，“和谐”被保守的意见推翻，这个品牌主张被改变成“创造新生活”的句子。2006年，当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全新主张时，春兰则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这一品牌价值实现战略升级的历史机会。而那场更早发生的911所造成的美国股市暴跌，也使这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遭受了不小损失。不久之后，当陶建幸出现在2003年的广交会来推销他的空调产品时，媒体都以惊讶的口吻报道了这则消息。
21世纪所发轫的中国，颇像是一股裹挟着梦想和愚顽、保守和创新、平淡与富足、贫困和显贵、机遇与迟疑、跨越和畏缩所交织于一起的汇流，并将中国与世界以诸多不同的形式捏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混合，造就出让世界看来千差万别同时也千姿百态的中国概念股。如果说，中国社会在这场历史性的改革开放之初仅仅只是出于一种看西洋镜的稀奇的普遍心理，到继而发现改革开放可以让自己得到利益的实惠，再到中国产业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呈现，整个社会发生跃迁与深刻变化，那么当2000年千禧年的到来时，实际上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关乎世界的真实话题，然而真正挑破这一话题的，并不是中美贸易中发生的诸多磕磕碰碰，也不是1999年的中国大使馆被炸，而是2001年的美国911，这一由意识形态的敌对而激发的极为局部的准战争事件，让全世界人类都在一个极短的瞬间产生出了关于世界、地球、人类、文明、仇恨、同情、怜悯和爱护等等几乎所有话题的全面碰撞，其冲击当量不亚于火星撞地球。
911构造中国的新世界情结
从2000年肇始，到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国正式入世，中国便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那个早已正四周游走并不断迫近的世界，而现在，这个世界正在与每个中国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甚至，这种联系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也无法拒绝它所带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诱惑：好莱坞，卡通游戏的刺激，各式各样的时装与化妆品，名牌汽车和高尔夫，网络的各种新奇怪异消息和事物，以及圣诞节与情人节，这一切，对于有着漫长物质和想像力匮乏历史的中国而言，无一不是一种饥渴的满足，无论是麦当劳美式生活概念的群体趋附，还是星巴克咖啡的精英追捧，或是全家热逛沃尔玛与宜家，都表现出世界对于中国芸芸众生的巨大感召，然而，中国的世界热度之下，有一点值得说明，那就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中，世界与全球化更多只是某种实用生活的新兴代用品，而非世界与全球化本身的真实图像，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有关世界究竟是何种样子的问题，才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得到解开，这时，世界的样子一下子变得如此真实而近迫。
某种意义上来看，911事件成为了中国社会完成全球化意识成长与世界观顿悟的分水岭。这一事件发生时的前一分钟，因为13个小时的时差，半个地球之外的中国已经到了晚上与朋友喝咖啡和饮茶的时候，这与开始新的一天的美国人民并无太多差异。最早通过卫星电视直播看到这一幕情景的中国人，还以为是好莱坞的大片播放，在听清楚了播音员的解说之后，所有的中国人在一刹那中忽然获得了与美国人同等的感受：谁也不比谁更诧异和更震惊。可以确信的是这种感受是中国大众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将现实世界直接第一次如此近切地呈现在面前的方式，每一个中国人，从那一时刻起，开始发现世界原来是如此狭小，一切就像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门口。
如果回顾911事件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会认为它主要产生以下两个直接的结果：一个是中国人在这场突然发生并与己无关的灾难中发现了自己与世界的攸关性，另一个则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习惯心理认知上所产生的根基动摇。假若参照几十年前中国所普遍持有的冷战观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显然在此是再恰当不过的写照了。在一个普遍隐忍不言的层面上，中国民众对于纽约双子塔的倒塌，除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之外，还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欣喜，那就是美国所一直以来形成的强势霸主权威终于破产。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一点，中国人也都是知道的。
一个中国之于世界的分水岭就这样来到了。千禧年和911，WTO与纳斯达克，超女和星巴克，浦东与风投，这些看上去毫无关系的事物共同为中国大众拉开了一道遮蔽世界的大幕，甚至是以推倒纽约双子塔的方式而推倒了中国人瞻望世界的那一堵历史的厚墙，从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莫大的视野空间。
然而，中国的历史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反复，大众的记忆神经中大多都有着集体向后看的古老习惯。21世纪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很快就变得机缘逝去，世界重新又被中国的世俗潮流所淹没。当时间推移到2006年之际，除了中国国家高层决策者及其幕僚，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仍然回到了自身所局限的各自领域，而地方政府也甘心踞守于自己的行政区辖，像过去十年中所建立的程序一样忙于招商引资。而中国大众对于WTO的话题的兴趣，则开始被日益高涨的房地产投资热情所替代，就中国老百姓而言，这场进入世界贸易协定的政策保护期似乎时间过于漫长，除了与外贸打交道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倍感紧迫之外，中国大众们并没有设想自己还将与世界发生更多的可能。在中国，每一种观念的履新和转换升级都是极其缓慢的，而对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言，这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子。
进入2008年之际，当许多事件接连在世界发生之际，我个人则在为正处于中国兴起阶段的文化创意产业而忙碌。在中国，除了北京奥运会这件势必影响世界的事情外，还有更多的消息也在牵动世界和中国人的神经。CPI物价消费指数攀高不下，限制物价成为中国各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另一条牵动全球经济的神经线路上，世界股市的一片跌声让乔治.索罗斯都惊叹这是“全球60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几天之前，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75个基准点，让中国股市在收市时出现了令人告慰的股指上扬，然而庞大的美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仍然密布，次级贷造成的扩散危机并未消除，这一连锁反应已经全球化，而中国的股民们亦难能幸免。
在一个更小的方面，我则将原来投资的软实力杂志连同另一本城市杂志进行了合并，同时与国内一些协会和组织共同开辟出一份网刊合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开源媒体，我还为这个创新媒体取了一个OpenNation的新名字，中文就叫做《开源中国》，这是一个既现实也庞大的计划。在我个人的预期中，未来将是一个世界开源时代的到来。
当无数人一齐站在了2008这一全新的时间之门时，中国大众会发现，世界在这时已经变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之物了。约翰.霍金斯在为OpenNation所致的新年贺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OpenNation将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未来的关键就在于让更多的人来共同推动它的发展。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以及所有中国人所参与的一场全球化了，而同时，这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开源的时代到达。对于中国社会而言，2008年或许将成为转变传统观念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而形成一个源自世界的中国新价值观。而与此同时的世界经济衰退与北京奥运会的世界期待，以及在这个罕见的新年寒冬所出现的大面积冷冻与所带来的种种麻烦，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或许都将会意识到，他们将为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未来开端而必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或者，那种仅仅安于现状而不闻不问世界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够再续了。
之三：软实力的新挑战
文化后滞的不对称
如果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习惯性目光转移一下，或许人们会找到另一块闲置的文化土地。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土地协议出让和2003年12月8日开始的国家土地招拍挂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产业一直都没有从国家的手中以任何协议与拍卖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的运作。这种状况，致使中国的文化在长时间中难以有超过中国温州皮鞋和中国家电与衬衫对于世界的影响。
由Yahoo雅虎中国作出赞助的中国青年设计从业人员现状调查，是由北京的一家名为特大号的文化机构邀请一批志愿者所进行的纪录活动，这项调查涉及了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长沙等十个中心城市，其目的是为中国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一份综合目录。这项活动的主题也很有意思，就叫做“没兴没废”。暗示出对中国在文化与创意领域中长期缺乏创造力的一丝批评，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过于中庸不显的一种现状描述。
在六年之前，我的两位朋友开始在广州自费拍摄那些自由漂泊的下海人士的纪录片，意欲展示出改革开放之中的个人命运变迁，这个拍摄的过程我时有参加，十分艰苦。四年之后，他们再度迁徙到北京，因为生计的缘故，他们不得不又去寻找工作，而他们称之为《南方故事》的作品却无法在国内的任何一家电视台获权播放。
2005年发生的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导职位的事件，让许多人开始关注到中国文化中应试教育的不合理与制度“荒谬”。以陈丹青自己的话说就是应试文化教育模式“积弊重重”，现代的诸多制度是对“行胜于言”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华大学两大传统的极大讽刺。在对于中国之于世界的文化心态时，陈丹青还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面对西方时从来都是被动语态，期待被邀请、被考虑、被选中。他的这番话中，流露出对中国文化在世界面前的诸多不自信和缺乏创造力颇为沮丧和无奈。
中国文化衰颓或思想闭守的问题，其实自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论辩。鲁迅在1925年的中国文化新旧思想辩论中则更为激烈地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一言论所引起的文化知识界争论是激烈的。许多人，在当时都无法理解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种种积弊所产生的深爱与深痛的感喟。他此处所指的“外国书”，其核心义理，也是中国所急切需要而整个社会却又毫无所知的“独立之精神，民主之思想”。80多年之后的21世纪，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依然是菲薄如初，并在社会整体的无知无觉中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而演变成为大众的娱乐版本，的确是让许多中国有识之志扼腕痛惜的。韩美林就慨然把这种流行社会而失去文化原创力的现象抨击为“没有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重要性，其实早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一个显在衡量标准，假若为一群职业应聘者列出一个是否为“成为团队领导者作好准备”的标题，应聘者的文化素质即成为这一问题的首要标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文化标准并没有及时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社会标准。或许，在整体的社会系统权重上，文化在更多情况下被经济、政治或者其它的部分所取代，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领导的衡量标准就不是文化，而是相反。不可否认，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对于文化的一次巨大历史性杀伤。
2002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论美国实力的悖论》，针对911事件作出独辟蹊径的分析，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国家软实力”的全新观点，他在书中指出：这种软实力是超越国家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之上的文化和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国家形象与美誉度。硬实力只能让别的国家臣服，而软实力则可以造就价值认同和精神感召。美国国家智库兰德公司在2005年专门出版了一份针对软实力的专题研究报告《衡量国家实力》，并将软实力定义为“相当宽泛、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并概言之为“从经济实力以及人们心智的提升中发展出的力量，它取决于共识，取决于支配性的力量行事时是否考虑到其它国家的利益。”
然而，作为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从经济实力以及人们心智的提升中发展出的力量”，即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个30年即将结束，波及中国的那场政治与文化动乱才告消止之际，这股力量也没有在中国的广泛社会中出现。当1978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之际，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面临文化断裂，思想愚昧、国家贫瘠，物质极其匮乏和大众生活清贫不堪的窘迫现实。
在中国文化教育方面，从1966年取消高考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在整个十年之中几乎与世界断绝了信息往来，并在这一期间中通过批判孔孟之道而将几乎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中国传统文化摧垮殆尽。中国大众所接受到的世界的知识主要只有两个：苏联和美国。它们一个是修正的帝国主义，另一个则是霸权的帝国主义，除了对它们的一致冷漠和鄙视外，几乎无人会对这两个国家产生任何幻想。只有极少一些偷偷读到过托尔斯泰和海明威著作的人们才会产生一些不解的想法：为什么这样丑陋的国家还能诞生出这样伟大的作家？
80年代初，渐变式的中国改革开放试点先在农村和深圳与珠海几座城市试行，更多的中国人仅仅只是生活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地理尺度内，几乎没有人还会想到有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人们只知道还有台湾没有解放，传统政治地理的格局取代了更加丰富的自然地理知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社会主义”是一个具体而平淡无奇的现实，对于“资本主义”这一名称，则在所有的教科书与社会舆论中作为充满罪恶与梦魇的代名词，至于“富裕”的概念，则与旧时代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相等同，充满罪恶与没落，唯有贫穷才是一个人的美德和社会正义的象征。这种观念下，没有人去奢望吃好穿好以及打扮得更加漂亮得体，所有这类美好的愿望不仅不是一种在想像中即可得以允许的奢侈，而是必须彻底从心灵中清除的精神毒素，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对此予以高度的警惕。
这一些几乎就是中国自1949年全国统一之后很快形成的社会一致的思想，到1980年之时，这些思想也代表着当时全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世界观中的全部看法。
创意产业激活与传统中国破冰
中国由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直到2000千禧年之际，其在文化思想上的渐次解禁要比经济上的快速开禁迟慢得多。当湖南卫视在2005年推出“超级女声”这样一档社会海选式的娱乐节目时，所产生的社会热旋风效应和引起巨大争议是许多人都始料不及的。参与对“超女现象”批评的人们不在少数，许多权威人士表示，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不能让劳动人民成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这类意见建议中国广电总局应当有个文件来限制此类活动。在当时针对超过3名人士参加的网络意见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网民赞成“超女有害和难登大雅之堂”的观点，只有不到30%的比例持相反态度。而短短一个时期过后，反对者的声音却迅速从社会中消失殆尽，超女们的粉丝力量大获全胜。
从某种意义上讲，2005掀起的“超级女声”实际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草根文化革命的先声，并从根本上破除了中国社会传统意识中的文化禁锢。而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创意产业”的新经济概念也开始在中国前沿城市的精英人士中获得谈论，而最早揭开这一新经济幕布的，则是上海。
2005年底时我在上海参加首届创意产业活动周时，访问了“海上海”这一国内首座创意产业集聚体，同时也专程与当时负责这一项目的卢铿先生会唔，听他介绍了世界发达国家在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领域的诸多作为。他当时已是刚刚成立的上海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同时也是上海发展创意产业经济的积极推动者和提案人。他认为，上海的未来发展，不应再是简单的城市规模扩张和简单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应充分发掘出人的大脑，激发文化的创新与创造力。他也列举了我们都众所周知的国内产业发展状况，对国内企业普遍不关注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的现象感到沮丧，“这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埋没和忽略”，他这么表示，而创意产业，则恰恰是今天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再也不能甘心沦为一个下游的产业国家了。“中国本来是瓷器大国，如今却因为工艺上的落后和艺术上的缺乏创意，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量远远落后于英国、日本甚至台湾。今天已花了大量资金引进大量先进设备的瓷都景德镇据说每年出口瓷器4亿件，平均每件才值几毛钱，精品更不如千年前的宋代。”他在谈到这种现状时，是情绪很激动的。当我们谈到海上海时，他对他亲手创意并规划开发的海上海颇有成就感，而首届上海创意产业活动周就是将这里作为开幕式的主会场的。卢铿强调说，发展创意产业，是中华民族的大业，中国的政治家们应当作出着重的战略决策。看起来，他对于中国官场上的一些观点和政务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临行时，他还特别应允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发给我，都是谈论创意产业之于中国发展的，这位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卢作孚的外孙，秉承了他外公心忧国事的传统，这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并不多见。他还告诉我，他每天必读书，每月必写一万字的心得。很快，我就在邮箱里收到了他发来的文章，题目就是《创意改变明天》。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上万字的文章，“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一样东西比知识本身更加重要，那就是创造的想像力。”这是卢铿的文章中的其中一句，看得出来，这是他向上海市政府和中国政府决策官员的一份提案材料，他在文章中提到了“上海需要创意”以及“创意复兴中国”等诸多建议和看法。
在这篇文章里，我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些观点，卢铿使用了这样的一些词句：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并在三千多年前就创造了三星堆艺术的东方古国为什么在近现代的国际竞争中落后了、挨打了、输掉了？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提出了一种令人深思的结论，他认为是崇尚“中庸”的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的发展。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也说过：“在信息时代，儒家思想已经过时”。我们不必去争论这些论断是否正确，但至少有要承认，我们的民族确实辉煌过、伟大过而又落后了。
在2005年这场看似一个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呼吁背后，似乎更隐藏着一个一直以来都依附在我们这个国家心灵深处的东西，我回顾与卢铿会面时所看到的表情和他当时慷慨激昂的言词，发现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一种流露。我开始理解并明白了，心有所动，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很久以来就没有真正渲泻和表达过的大国意识和一个沉默良久的民族意志？抑或是一个历史悠远的东方大国的自尊心？
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可以作为这种灵魂深处的急迫感的另一旁证说明。当时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全球117个独立的主权经济体中排名第49位，比2004年还下降了3位。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若干“子项目”排位较后，这此项目包括：信息技术排（第59位）、工程技术排（第57位）、高等教育（第58位）。在另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口增长，则几乎与这种经济的增长趋势相同，依然十分迅速，每年新增人口近乎澳大利亚，然而中国的人均财富增长却相当缓慢，而且，贫富悬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一些专家已经开始提出警告，让这种过大的财富差距继续下去，则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文化与核心创造力的强国。
和谐社会生态下的人自由雏形
文化的兴起，需要一个系统开放并和谐的社会利便保障，同时造就思想的自由发生。德尔菲创意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亚夫对于创意的定义是这样的：创意不是为了拉动经济和产业化，也不是政府用来表达政绩的冲动，其本质是为了人的自由。这一番表达，与1979年法国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佛朗索瓦.佩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是一致的。佩鲁在新发展观中特别强调“文化”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经济增长作为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人与文化的意义，文化本身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任何一个现实人和单位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价值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因此，佩鲁指出“社会与人的进步是根据获得自由的程度来衡量的”，这一“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要求人类价值观念方式均作出相应的变动，必须认识到“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只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而且只有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才能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得到发展。
2001年岁末，当龙永图作为中国申请加入WTO的官方代表向世界宣布中国正式加入世贸总协定时，事实上，这一消息并没有完全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真正喜悦，许多忧虑丛生的背后，流露出中国社会对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种集体两难：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在世界上逐渐获得越来越高的权重影响力，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的地位争取，而另一方面，世界的到来又将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种种闭锁带来进一步的冲击，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后果，有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在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之中，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这个社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做好迎接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更多冲击的准备。
因此，对于中国能否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成为了中国在这一世纪积极介入世界的重要前提保障。而所有的“先进”与否，又与中国社会所能提供的“自由的程度”相关联。因此，一个持续和深化的社会改革与开放则成为中国国策的重要核心组成。当“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开始逐渐被中国政府和社会所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同时付之于更加开放的政策条例和社会宽容度时，一批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和文化创意者也就迅速生长出来。到1997年年末，中国北京已经集聚了近百万文化创意与艺术和传播工作者，而与此同时，有二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在中国自由采访。
2003年，中国人均GDP开始越过1000美元的门槛，公众收入与受教育程度逐次提高。2005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3年，大学以上毕业生已达到7000万，一个文化教育型的新文明社会已经浮出中国新历史水面。这一些，都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实现文化开放并推动个人自由的基础。
面对21世纪的全球化挑战，中国会很容易回忆到1840年时满清末代的封疆之变，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可以令整个帝国崩溃。而作为文化落后与生产力落后的世界各殖民国历史，也一直都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教育课程。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被发现时，古老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便处在了这种毫无准备的与新世界接壤的状态中，以致在后来历史中遭到了来自欧洲的强势殖民。中国不会不想到，当世界在远隔一个半世纪之后再度汹涌而至时，西方的强势文化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尽管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已远非1840年时的东西方的巨大悬殊可比，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种悬殊依然存在。其差距就像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所称的“中国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换来一架空客380”。这种悬殊，远不仅是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上的，更是文化实力上的真实落差。
2005年，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刚刚建立起来的智库思想者们，开始发现中国实际上面对了一个世界的挑战。而同时，这一挑战的另外一种解释方式，就是中国必须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化。在2007年11月，北京第二届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出现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英国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自然也在受邀的嘉宾之中，此外，还有欧盟的文化与教育总干事丹麦人切尔宁。在这些连续数日的展览与论坛会议上，霍金斯提出了投资创意的思想，他鼓励政府和民间加大对创意产业的投资力量。切尔宁则建议中国，政府要立即推动这个全球的新经济活动与新兴产业。这些言论的背后，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世界开始参与中国的发展了。而对于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中国来说，这已经是十分需要也十分迫切的事情。与其让世界挑战中国，不如让世界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中国。在北京，奥运鸟巢以及安德鲁主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都是这一由世界共同创意并建设的成果。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自由与创造，实际上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并开始发挥它的巨大作用了。
1978年，当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锐意主张时，这位16岁就以勤工俭学方式而留学法国五年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将再一次接受来自世界的挑战。与过往历史不同的是，这一决策意味着，如果这个国家要强大而不致于灭亡，不被世界列强开除球籍，就必须主动迎接这场挑战，迟迎战不如早迎战。当2008年如期而至之际，回想起这位曾经获得过“油印博士”之称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人在30年前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历史抉择，我们才能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而这一决策的实现，也印证了一种中国新文化与新学识的力量，显然，这种对更加先进的文化的追求与思想的自由解放，是最早源自于一场新政治的开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