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中国被世界改变的100年
从历史的暗昧开始
如果翻看历史，会发现中国在进入现代的大半个世纪中，其历史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奇特的际遇。这种奇特本身可以比喻成为一个巨人在一个短促的近代与现代时期从睡梦中被惊醒的过程，因为她沉睡的时间太过长久，所以她醒来之际还留着太多的梦魇，因此许多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都显得怪异，而同时，这个国家的惺忪之态也让世界觉得难以理解。我一直认为那些学习中国历史的中小学生们，大多都可以较好地记住春秋战国以及之后的秦汉唐宋史，直至元明满清，然而一到近代和现代，他们几乎都会变得迷惑不解起来。一方面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巨大的国家怎么会无力阻挡远渡重洋的几千联军，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西太后要杀掉戊戌六君子，维新变法不是很好吗？当然，他们也没能弄清楚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中国到了现代怎么还是军阀割据乱成一锅粥？如果他们读到了《阿Q正传》，那么他们则会更加糊涂，一方面他们会惊异著名的大文学家鲁迅怎么会写出这么一个名叫阿Q的中国人来，另一方面他们更不了解留辫子和剪辫子到底与国家有何关系？而对于这之后的中国历史，最不能让他们接受的，就是日本的侵华了，东三省不说了，同学们对于日本与俄国为什么要在中国大打一场战争难以想透，但北京芦沟桥事变则是很让他们惊奇的，因为这完全是发生在中国北京的事件，不是还有国家边境线的吗，难道日本人就一直呆在中国没有走过？后来的八年抗战，外加八年内战，直到中国统一解放，孩子们几乎都会的钻过一道巨大的迷宫阵的体验。
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着一个荒唐至极的现代教育史，大学招生完全中止，所有的哥哥姐姐都成为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校读书还不如交白卷。而在更为广泛的中国社会中，阶级成为了划分所有人群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阶级造就的不平等而主张消灭阶级的，然而革命成功了，中国又用阶段来进行社会治理。在中国，好的阶级除了工人、农民和人民子弟兵之外，就是政府干部，剩下其余的部分便全是坏人和知识分子右派和可能的阶级敌人，另外还有特务分子。这些特务要么是台湾派来的，要么就是美国和苏联修正主义国家派来的。这使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处于一种自我设定的高度精神紧张之中。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在湘潭街头上领着一帮小伙伴跟踪过一个中年男人，我们跟踪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戴着一顶压舌帽，那种帽子是特务和叛徒的标志。尽管如此，我也没有比跟踪特务更多的快乐，我的父亲是右派，我的奶奶是地主，所以我必须在每个学期的学生登记表上填写上这些让我当时几乎无地自容的罪恶家庭成份。我想，当时应当有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和我的遭遇一样。
尴尬的20世纪知识再启蒙
当1978年到来而文化大革命被告知结束时，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未来还会怎么走下去？所以，当右派们被通知统统摘去了帽子并平反时，他们还没有马上清醒过来，我父亲在那一年才从遥远的冶金工程队回到家里，开始担任一所子弟学校的校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陆续回到他们原来或新安排的岗位。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次开始恢复招生，一批上山下乡过后的青年开始报考大学。今天，这批文革之后进入大学的学生们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者，音乐界的谭盾、美术界的陈丹青，还有电影艺术大师张艺谋和文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另外一批则活跃在了经济界和企业界，而从事政界的人则更多一些。直到今天，他们如果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都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1979年，当中国第一幅带有裸体的壁画出现在中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全中国的文化艺术界都轰动了，几乎美术界的元老们都前往参观，此作被视为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艺术与审美开禁的先锋之作。与此同时，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们被允许进入尘封已久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到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原来只是传说之中才有，然而就在此时，中国这些大学生所读到的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版本了，至于这个世纪在二战结束之后进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生质的跃迁之后所产生的更加丰富的思想，中国还没有来得及翻译。1980年出版的托夫勒关于世界知识经济大变迁的预言《第三次浪潮》，是在1990年前后才登陆中国的远东之岸，而其中关于跨国公司将盛行、电脑将使SOHO在家办公成为可能、核心家庭瓦解、DIY自由创意兴起、人们摆脱掉朝九晚五的工作桎梏等等，成为了中国青年再一次的世界启蒙之书。
这是中国继1915年首次开启科学与民主的世界之路后再次让中国青年们获得的世界启蒙，二者相隔了大半个世纪以及整整三个代际，而此时，中国的新一代青年已经无法从自己的父母甚至整个社会了解更多关于世界的信息，他们只能自己摸索着探看。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决定中国未来21世纪新世界观的开端。
迟滞的世界观与真理的纠葛
当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提出中国必须改革和开放的全新战略时，可想而知，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这场改革与开放是怎样的态度，一个外违的世界，就这样来到了所有中国人的面前，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了听从一种声音，依循一种生活与工作的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几乎都带着同一种价值观，没有谁可以预想到，仅仅就在十年之后，这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二十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和世界共同迎接千禧年，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真正和世界共同生存于这一个地球上。而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以为他们仅仅只是生活在中国而已。能够有一个国家，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好的家庭成份，有一个爱人，分配一套住房，拿一份稳定的工资，对于许多中国人的一生梦想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中国的思想者们，当他们处在了这个历史的拐点时，则已经开始思考：在这样一条通向世界的全新道路上，或许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其实，这种对国家未来奇迹的追求与想像，在100年前所开始的中国近代就已经出现。因为1840年和1860年的西方入侵战争，让中国第一次被迫认知了一个原来不曾预设过的更大世界，庞大封建帝国的末日安宁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之下快速分崩离析，1862-1875年的同治中兴，可谓是这个封建帝国首次主动发起的“自强变法”。这场运动的得力干将是晚清政府在沉沉欲坠之际启用的李鸿章。这位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汉族重臣，在一封向西太后慈禧呈报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表达出对这个古老帝国的深深忧患，同时也厉呼改革变法。他是这样的写道的：
处今时事，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
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得出这一“内须变法”在当时所显的急迫，同时也看到了“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新思路的轨迹，也就是效法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的各国列强，学习他们的政治之体、经济之道、军事之法，从而实现中国振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变法就是要放弃遵循千年的祖制，开国以图强。显然，这样的主张发生在100年之前，其所面临的巨大保守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很快，这场“变法”便演变成了一场宫廷之斗，最后由慈禧太后以将同治皇帝打入深宫而告结束，到这位至死都想着维护祖制的西太后最终溘然而逝时，历史已经进入到1910年，就在第二年，辛亥革命最终革除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之命，从而进入了一个民国的新历史。
广大的世界和悠久的时间中，会产生出什么？或许，是一个不断欣欣向荣的昌盛之国，或许，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愚顽之世。1858年，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是这样评价这个国家的：我们的商人要想在这个广阔国家的内河中往来航行，要想在中国的城市做买卖和在他们的乡村布道，而又不在中国人顽固怀疑的硬壳上消磨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他同时也指出：中国的整个制度就是一个有着坚硬而易碎外皮的空壳，什么时候给它适当的一击，它就会完全消失。
这就是中国在当时世界列强眼中的样子。当时间推移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其首个30年行将结束之际所留给世界的印象，似乎也有着与这种历史相似的模样。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时，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广大的人民和那些刚刚刚从心惊肉跳的迫害与打压之下释放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还有那些对世界求知若渴的大学新生们，才突然听到了一个久违的词语：真理。中国在第个30年开端之际，让“真理”从尘封以久的灵魂深处浮出，猛然之间牵动起这个民族久久迟滞的情怀，并让那些曾经在深渊与绝望中久久寻觅而不愿放弃的人们，忽然看到了一线光明，真理，一个伟大的名字，就像是一位许久失去消息的挚友，让许多的中国人禁不住潸然泪下，血为之涌动。
不能忘记的是，源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由真理而开始的。
变与不变的历史法案之争
从一个客观角度来看，中国封闭意识的突破，并不是因为中国自己，而是来自世界的外部力量。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到17世纪渐次启动的民主思想与工业革命，继而到19世纪的东西方交遇，继而将科学与民主思想播洒于中土，继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根植于东方，继而使中国向世界发达国家派遣出一批又一批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科学思想和民主精神，因而渐渐开启了现代中国面向世界的全新视野，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化加速，世界贸易的加强，东西方冷战的打破，互联网带来的资讯普及，都随着中国在第二个30年所启动的开放战略而不断给予这个国家和民族以更多的启示，同时展现出一幅人类未来发展的全新图景。
选择开放还是选择不开放，实行改革还是不改革，倡明科学还是不科学，就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初，成为了社会大是大非的大辩论。而在更大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无论是苏联还是北朝鲜和越南与柬埔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治国方针也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奢侈的城市，而是重新从乡村开始，这样才能保持理想的纯洁和社会的高度同一，所以，他们把大量的城市人口均赶出了城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革命的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平等世界的革命方法，但却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如何在不再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时代来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实现人民生活的真正幸福，在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到来时，这一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以及宏观发展学都一齐摆到了中国执政党的领袖面前。深圳建设之初，一批中国解放革命历史中的老干部在参观这片率先改革开放的热土之后，居然会回到家中扶床痛哭，大呼道：革命流血牺牲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在他们的眼里，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它都改变了颜色。可以见到，这场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新政实行，在中国上演是如何的惊心动魄！
回观1868年所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其在1865年被迫与美英等列强签定通商条约之后所激起的一场国家变革。保守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结束后，日本新锐改革派于1868年向明治天皇提交了一份“破除旧习”与“求知识于世界”而鼓吹国家变革的文件，这就是后来史称的《五条誓文》，启动了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从耻辱迈向新生，由落后走向变革，需要的是一个民族的勇气和胆魄决心。当这场历史变革在日本开始之际，其变革者就表达出这样的决心：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自今而始！
从不变到变，从因循前制到创新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更深一步的履新，同时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历史跨越。从1980年开始，中国可谓是正式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子，一系列的社会活力迅速得到了释放，这一年的新春佳节，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跳起了交谊舞，在中国广大的城市，无数的青年们第一次举行了属于他们的热烈舞会，燃烧起青春的篝火，唱起了生命欢乐的歌。在中国农村，由凤阳十几个农民所自发开始的土地承包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农村的包产到户，人人争相开垦自留地，城乡的日常用品的供给迅速获得了自由市场的调节，在中国的工厂企业，则开始实行了厂长经理制，一批厂长和经理人浮出水面，成为这个去旧创新时代的全新事物。在社会上，更出现了一批称之为个体户的自由人群，他们通过京广线而走南闯北，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自由商品的贸易流通。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色彩，中国人生活的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景致。80年代中后期时，广东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经济热土，香港成为了全中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标板，粤语歌流行大江南北，香港红星炫耀夺目，雷州半岛的对面，历史上几乎从未成为过主角的海南岛，则成为了中国所有创业梦想者的集体天堂。
值得关注的是，80年代，还是中国新诗兴起的一个美好时代，也是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时代，一批充满梦想的、毫无因袭的青年诗人和作家们脱颖而出，他们就像是这个国家新生出来的细胞，带着全新的思维和激情冲动，反思这个刚刚过去的漫漫黑夜，如同赤子一样观看着充满光明与可能的未来，生命力，如同雨点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中国的各个角落生长出来，这个社会为这场变革的到来予以全部的激情和向往，一如惠特曼在诗中所诵的：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中国80-90年代的整体社会冲动的真实写照吧。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使中国人民第一次懂得了“富裕”一词的全新含义，也让许多人第一次成为了声名显赫的“万元户”，由此开始，一场追求财富的淘金潮流便奔涌而至；人们不会不记得，正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次确定了中国这场改革开放的基调，一个新社会的创新建设和发展模式成为了全国的思想指引。当中国政府宣布正式申请加入WTO时，全中国的人民，已经开始真正地走在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全面发展之路上了，所有的人们，都明白了除了过去旧的历史，自己还有更多的自由生活选择，人口在巨大流动由此而始，中国的沿海城市开始大兴土木，而此际，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开始了发奋创业之路，到90年代开始时，电视、广告、传播、出版还有新兴的实验话剧和新一代电影，都纷纷登场，而此时，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和金融证券也在中国获得了植根，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高速公路与汽车工业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全新经济铺牌。从80年代末的出国潮到90年代中期，一批海归派从北美和欧洲以及日本与澳洲回到祖国，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网络创业计划和海外资金，到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一个高速发展并迅速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在新世纪的关键话题。有来自全球权威的专家们预测说：21世纪将成为中国的世纪。
之五：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新标尺
人类社会的主观发展极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列出一张相线图来，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在这条人类形成与有史以来五千年尤其是近代500年以来的纷繁历史，造就人类进步的动因几乎无一不是人类对于自然奥秘的每一次认知与解码，这种“探路式”的解码发展模式往往以一个“平台期”的时间段呈现，而解码的成果则构成这一时间段内人类生活范式和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上古世纪和中古世纪时代，欧洲普遍将亚里斯多德连同《圣经》一起奉为人类解释世界的根本理论，经院哲学均围绕天国、灵魂和上帝神谕来作出诸多研究，并制定出现实社会的规范。形而上学成为普世的统治力量，同时因为人类对于自然世界主宰者的各自不同理解而产生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在中国，这种神谕则自秦始皇开始便已归附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因此造就出一个更为单极的世俗社会，皇帝统治一切。因此，无论东西方，中世纪都以至高无上的精神或国家权力作为中心价值，个人没有任何个人选择。
欧洲在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直接影响了宗教，审美成为了人类在中世纪黑暗中发现真理的另一途径。这是这一平台期的最大人文贡献之一，接下来的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激发了人类对于自由思想的争取。与此同时，科学的发萌导致宗教和神学传统权威的下降，对于海洋地理的探索则使欧洲开始主动认知世界的更大领域，应用学科开始抬头并成为拓展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这些因素无疑成为了人类中世纪平台时期的努力延拓，并开掘出人的价值，也为人的再创造提供了无限空间。从中古世到而至近代的历史，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科学发现抑或是哲学摆脱经院而获得人的思想独立，这一漫长平台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成果无疑成为了近代文明获得开始的重要起因。直到1581年荷兰海牙的七省联盟国民议会发布否定“君权神授”的宣言时，一个以贵族与平民为主导的民主时代初显雏形。1688年的“英国革命”，则使这一岛国率先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度，“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以及国家政治的民主制度，外加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牟利，使中世纪永恒地结束了它的平台历史，“个人自由”与“利益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普遍社会价值。
我们发现，当一个平台期获得奠定之际，人类将不断以“探路”的模式拓展这一平台，并使之更加适于自身的发展。这时，一个源自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便逐渐转变到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深层次发掘，并直接促成人的新价值诞生。当人的主观意识接受并认同这一价值时，一个主观范式则极有可能形成。从“君权神授”的破灭到自由思想的启蒙，继而将“个人自由”与“利益经济”予以链接，就是这种“主观范式”的演进成果。当它在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人类主流并呈现出极端主观的趋势时，同时也意味着将类似于人类从最初认知自然伟力到“君权神授”的极端破产。
利益经济平台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与中国漫长的单极帝统专制不同，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个人自由”与“利益经济”的结合，产生出普遍风行的“重商主义”，这些国家都共同认为，除了战争之外，商业财富是国家强大的最根本理由。最富有的国家也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可以统治世界。17世纪时，欧洲的所有国家都采取了如下的重商经济政策：
1、 尽可能多地获得大量的贵重金属如金、银等；
2、 鼓励对外贸易优先于国内贸易；
3、 尽量支持将原材料加工成可供出口的制造工厂；
4、 鼓励生育以增长劳工数量，农业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5、 国家监督贸易与生产的过程，随时有必要加以干涉。
这种“重商主义”最先是以独占资源与疯狂殖民的方式进行的，各个国家纷纷以武力来保护并争取对方的资源。与此同时，1777年所带来的蒸汽机革命开始推动出一个新的工业时代之后，到19世纪时，200年的“重商主义”开始被更加开放的自由竞争经济体系所取代，以资本作为超越资源而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获得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巩固。虽然文化在这一时期反而出现了田园牧歌式的工业反思与自然追怀，但是高速运行的资本主义丝毫没有半点回头之意。世界列强开始在全球自由贸易中共同组合起来，重新瓜分世界。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就是在这一个新的平台期被击破她的千年之梦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整整200年的时间中，人类的政治以及各种社会价值均围绕“资本经济”这一中心运转，并成为了西方世界得以快速扩张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资本经济”获得了现代文明新平台的基石建构，总体而言，无论是19世纪初叶还是20世纪末，世界社会以何种形式呈现，由“资本”所推动的“利益经济”作为最高目标而追逐都是这一平台时期不贰的主流价值观，“资本主义”因而也在平台时期获得了主流模式的权威确立。
当人类从至高无上的王权与神权之中解脱出来之际，这种“我思故我在”的兴奋感仅仅只是停留于哲学家们的头脑里和诗人们的歌颂中，更多的，则都归附于克利斯托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洛克菲勒拥有钢铁的现实理想。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20世纪初开始被西方政府所亲睐的凯恩斯的政府调控式的经济理论，获得国家与个人的财富成为了这一平台时期最高德性与声名的社会标准，到20世纪末的网络经济浪潮与全球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离岸生产与加工外包，皆是这一“利益经济”平台价值观的延展，同时成为左右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的社会思想，并成为世界相互衡量和自我确认的基本价值标尺。
20世纪，以“利益经济”为本质的两次大战后，“政治利益”开始成为人类在这一平台时期主观意识形态充分发展的又一延伸，这种形诸于对“利益分配”的不同观点与应用哲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社会模式的诞生，并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人为的主观对立。显然，过于强调主观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使人类在普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与“利益经济”发生了某种相当大的偏移，即使在个体的微观尺度上也呈现出这种偏移之后的巨大差异性，当这种偏差发展到一个极端之际，主观意识形态的破产也就不可避免。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其本质上是这种走向极端的主观意识形态破产的见证。从更大的自然规律认知的层面上看，这种人类过于延伸的主观主义同样也是一个自然规则作出干预的客观呈现。
单极资本生成的投机泡沫
由“利益经济”所驱导的新平台期，经济以及其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以几乎不容置疑的方式完全征服了人类，并使世界集聚在越来越发达的资本巨塔之下。人类从200年前的资源贸易到20世纪以来的产品自由竞争，继而通过1802年获得英国政府批准成立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而发展出强大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更延伸出越来越丰富的金融产品，所有的利益途径完全转化为可交易的证券，这些证券又通过股票和债券被再度交易，最终释放到所有利益的追逐者手中。
趋利而避害并非是单纯经济领域中的现象，而是人类生存的本能之一。当新的“利益经济”平台成为社会现实之时，资本投机成为了投资的某种同义语，并风行于整个资本社会。进入资本成熟期之后，金融的力量早已超越原始资本的诱惑，社会生产力与财富更被股市以几何积的方式放大，人类将逐利的愿景以出卖未来的方式计算到财富当中来，这种向未来要利益的模式成为了趋势。最先造就自由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也许并没有料到，200年之后的人类会忽略掉他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而仅仅只对财富变得如此富有激情和想像，以致于产生出21世纪初叶的美国次级房贷，这是一场“利益经济”被无限放大之后的主观逐利的成果，银行、信贷、证券市场以及每一个渴望无须做什么便可以获得优质生活的人们，所有人都将未来作为抵押，并由此而形成一条以利益追逐明天的自由大道，2008年之际，这条大道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地基而塌陷了。
当人类通过对自然的认知与解码而获得一个新的平台发展期时，可以注意到，解码自然并自身创造力的释放与投机于发现过过份放大主观臆想的享有是本质不同的。虽然前者与后者都可能刺激人类大脑神经元而使人类感到兴奋，然而，获得自然支持的自身努力一方总将是胜利持久的。当人类仅仅只为投机而追逐不切实际的利益时，当这种利益的主观臆想被放至最大时，其崩溃的风险也就成正比而获得了最大，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这种主观臆想的巨大利益投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破灭诞生的时刻。
当资本主义还只是一个依托资源占有为主体的时期，它是高增长的，当它是产品贸易为手段的时期，它也是扩大并增速的。然而，这种资源的开发与自然的解码速度显然难以与人类主观追逐更大利益的愿景相同步，投机的冲动将使人类突破这种自然资源的极限而深入到形而下的物质空想之中，并在此编织出一个巨大的投机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利益”为主导的冷战结束，全球世界迅速进入到后资本主义的单极时代，过于乐观和自信膨胀使一条超越自然限制的巨大利益投机链条在全球出现，并由此而埋下快速破灭的祸根。实际上，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这种类似于“次按”的经济投机模式也早已在各个领域存在，单纯追逐“利益经济”的思想已经成为了中国许多地区经济虚高和虚假繁荣的冲动，当这些虚假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在某一天突显出来时，现实破灭亦将在所难免。
资本经济逐利的200年平台期，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是足够漫长的。中世纪的欧洲与14、15世纪的中国，人们对于商品交易的普遍认识都还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高利贷者在当时都是受到鄙夷和排斥的。相比起来，今天的金融证券以及银行家和风投基金的经理们，世界与500年前发生了一个完全的大翻转，走向一资本单极的道路。“个人自由”与“利益经济”在此时已开始重新接受人类的反思，即使是撇开社会伦理道德，21世纪的人类在面对新一轮的系统发展中也到了一个需要社会新价值学说和新经济理论来解决种种利益纠葛的时候了，而一个人类新的系统均衡发展的平台出现，则成为了值得预期的未来。
和谐人本社会的新系统试验
资本经济的单极增长模式实际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即开始受到质疑和否定。佛朗索瓦.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直接指出了工业文明与资本增长的各种理论仅仅只是单极的经济增长，而未考虑到人的发展。他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系统发展理论，并将社会发展与人类进化予以结合。至此，社会“和谐”的生态系统发展论浮出人类社会学的水面，“可持续发展”理论获得诞生。200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然而，长达数百年的资本利益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减速，人类也仅仅只是将生态环境保护列作一项附加的新义务，《京都协议书》的执行仍然在各国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进展艰难。而1994年3月，中国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心编制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列入到中国未来的国家纲要中，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第一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
如果将20世纪作一个简短的总结，那么，人类应当不能忽略“科学”作为这一世纪推动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答案，同时，人类也应当会得出主观意识形态的纠葛所造成的诸多人为灾难，则恰恰都是对“科学”认识世界的一种悖行，而在这里，“资本”实际上也仅仅只是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利益”而已，任何对这一“利益”的过份放大都只会给人类带来违背人本与自然规则的损害，这种损害程度并不比人类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的主观意识形态造成的破坏少多少，甚至更加致命。
20世纪的众多人类事件中，值得人类历史观察家和未来学家关注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然，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并非仅仅只是一场经济的改革，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正。这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变革，一开始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突破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关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思想”诞生时，一个全新的科学人本社会的理念雏形宣告诞生。到2006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更将在这一基础理论上确立了在科学发展观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全新纲领，2007年的十七大则为“科学发展观”作出进一步的定义：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至此，一个以科学为轴心的人本和谐的社会发展理论得到了中国式的根本确立。
或许全球的经济学家们都仅仅关注了自己的局狭领域而忽略了人类社会整体生态系统所需要实施的反思，而在这一点上，后发于世界的中国则作出了更为长远的虑及。
早在2005年时，中国即将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到来之际，中国就有分析家作出预测说“中国新五年规划的制定理念钭发生革命性变化”。当“和谐社会”作为全新的国家发展纲领提出之际，《欧洲时报》即发布一则社论指出：“和谐论”将在未来创造出一种新文化，进而成为民间的某种“软实力”。这篇社论进而认为：“和谐社会说”的诞生，为未来中国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中国将在这一框架中，无论是借鉴西方社会经验还是吸取其教训方面，都将更加不拘一格与游刃有余。
这应当是世界对于中国式变革的科学人本理想社会发展战略的第一次认识。而显然，西方社会并没有更多的想像力，来将整个人类的系统发展模式与中国的新理念予以结合。用心的西方观察家们应当会注意到，2007年10月由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与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的“和谐世界”主张，在此，中国为世界构勒出了一幅全球“均衡、普惠、共赢”与“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未来蓝图。中国以鲜明的姿态表明这一观点：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如果将中国所定义的“科学发展观”置于21世纪的全球来看，无论是作为发展的要义，还是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都是一个值得这一新世纪的世界人类所值得参考和借鉴的。我们应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并不仅仅适用于这个持续发展和开放的中国，也不仅仅适用于一场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还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协调与均衡发展，对于这个位于2008年的人类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新的社会指引。
或许，如果没有此次由美国再度引发的次按危机，人类对于资本单极利益的无限放大和逐利的遐想还将继续下去，并且更加固执地信奉“利益经济”的资本法宝。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更大的自然规律者已经向资本社会开出了一张巨额的罚单，人类不能不开始一场集体的反思，这场反思的结果，应不简单地求助于一场经济灾难的拯救，而是一个人类社会新理想的系统生态平台，所有的一切，都到了星移而斗转的历史新时间了。也许，我们在此可以稍稍反省到，其实，无论是遥远的远古哲思启蒙，还是君权神授的中世纪，抑或由利益为驱导的现代资本单极经济，人类的一切繁荣和发展，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然规则的系统主导以及人类对于这一真理的追求，客观世界的系统发展主轴，过去不会改变，未来也丝毫不会有改变。当世界的资本一极消减之际，世界并非将出现一个需要填补的单极的权力领导真空，真正需要填补的恰恰是，人类应当将整个世界重新统合于和谐共享与信赖互助的发展理念之中。
之六：后人类生态系统社会与未来简史
世界格局再解构：后人类生态系统社会诞生
1936年英国植物学家特斯林(A.G.Tansley)率先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学说时，或许并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这一学说成了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学说的重要理论，并成为生态学中超越个体、种群、群落之上的最高研究层次。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是指生物以及其非生物环境被视作为相互影响、彼此依存的生态统一体。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及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三大功能，同时还是一个由简至繁的生长发育的动态进化系统。
1971年时，美国学者康芝纳提出了生态系统的“第一定律”，指出：任何生物均与其环境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直接威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1996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尔发表了《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这样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指出：不损坏环境承载能力即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系统正式与人类社会系统拼接并形成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开端。第二年，贝德姆在《生态学-科学与社会的桥梁》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了“生态学是一门联结生命、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有着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科学，也是一门认识天人关系的系统哲学，还是改造自然系统工程学和欣赏自然的系统美学。”至此，为人类在2002年新世纪确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奠定了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
从早期人类社会的自然神谕与君权神授的蒙昧，到近代人文兴起而由科学与工业文明带动，获得快速商业经济繁荣，再到19世纪以来而至20世纪末的200年资本驱动，一条显见的利益路径将前人类从自然规律中引到了欲望膨胀的一极。有理由这样认为，21世纪的到来，是为后继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社会系统理论的时候了。无论是两极世界的意识形态争斗，还是单极利益的贸易争持，或是贫富差距中的阶级矛盾，以及南北世界的发展不均衡，或者是多极世界带来的多元与各单元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抑或是无极化世界说所产生的诸元权势消解，前人类的一切已有范式都将在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社会秩序中获得重新梳理，同时后人类也将有必要再次审定人类在此之前的政治立场与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并对业已形成的超级霸权予以平缓，从而重新构筑出后人类所共同意愿的社会新理想发展模式。在这一层面上，后人类生态社会系统模型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次整体演进。可以寄望到，这一系统演进的人类社会将实现全球民主和谐、人本自由发展，同时带来全人类共同繁荣成果的分享。
21世纪的世界开源超文本格式
后人类生态社会系统的建构与传统格局的消解，其根本动力在于世界开源。这种超出单极同时又很好保留了各个存在主体的超文本格式，为世界带来了生态系统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与共同演进的新动力。在开源模式下，世界传统格局将发生诸多更加有利于和谐增长的生态进化的改变，这种演进而且是相互叠加的。
1、欧亚超大陆圈
1950年由法国外长舒曼提出的“超国家”计划时，这块曾经经历了不亚于亚洲中国在历史上的激烈征战的欧洲土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响应。2007年，欧盟已诞生50年，经过六次扩大发展，其成员国已达到27个，地域也由最初的西欧地区逐步拓展到东欧，其总人口量达到近5亿，并成为21世纪初全球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纠葛中最具缓和态势的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同盟体。这一曾在近代史以来就对世界输出经济与文化殖民的老牌发达国家群，在历经500年之后率先迈出了人类共同组织的第一步，成为共同摈弃前嫌并取得合作共识的新人类组织。21世纪，这一组织将持续发挥出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在这场跨越式的超级组合中担当历史的使命，它横跨东西方的地理区位以及对中东的作用有利于这种纽带的链接以及各方面的交流增强与文化融合。新欧洲也将与中东欧亚大陆桥的伊斯兰国家实施广泛的政治和解与经济贸易援助，并最终达成一个占全球总人口近70%的经济与文化多元共融的欧亚超大陆发展板块，并对世界施以决定性影响。
2、南北美的融合
南北美洲在20世纪末仍然保留的经济发展差距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对抗，折射出殖民史的巨大失败，同时也造就了这块丰饶土地的文明失落。而20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不振，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美国国策的失败。21世纪，美国的发展将首先更加依赖南美各国的资源以及睦邻关系的建立，同时改变其对于世界的单边意识。传统的优越意识与落后的殖民意识都将获得消除，而“美国后院”的概念也将消亡，南美作为全球农业与种植出品基地和日益增长的日用消费平台，将获得来自美国的更多援助性投资，而新的平等贸易协定将使南美取得更具权重的经济地位，美国文化对于南美的扩散以及激发，将使南北美洲取得更趋一致的和谐发展共识，古巴所持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将因为主动的经济解禁而获得消解，加拿大，这片广大的土地将有可能作为21世纪新兴的世界再迁徙地，从而为南北美洲的融合提供全新的人文与经济发展的空间。
3、日本的重新审视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崛起的国家，其政治的开明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战略审视将使之发生巨大变迁。欧亚超大陆圈中，日本是连接这一圈与南北美板块的桥梁，它的利益在于与世界更加和谐的关系，同时，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和谐统一也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将因为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开放而得到修复。小就是大，这是日本在21世纪所认识到了更大思想，同时也是日本改变其地缘保守政治观点的重要支撑。显然，它将成为欧亚超大陆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并对传统的东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共同繁荣起到支撑作用。
4、非洲的新生
如同南美的命运，在殖民历史中因为资源的掠夺而遭受巨大破坏的这片土地，应当得到来自全世界的关怀和资助。在21世纪，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欧亚超大陆圈的延伸发展领域，生态农业与资源产业将推动非洲新一轮发展，同时，对于古文明的修复和新文明的培植，非洲也将成为一个古老文化复兴的联合大陆，同时也是人类新兴教育的巨大基地。这是一个人类的巨大工程，而中国的加入将进一步促进这一新的文明之区在新世纪获得确立，非洲的崛起，成为人类共识之中的任务。
5、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的新联盟
无论是澳洲还是新西兰，它们在20世纪之前有所保留的态势将因为世界的大融合而获得改变，无论是与联合的南北美还是新生的非洲，或者是与庞大的欧亚超大陆，东南亚与它们的紧密联系将使宽阔的太平洋成为它与世界之间的内海。这片土地的最佳用途不是开发，而是为人类有所保留，同时为人类提供海洋研究与新能量开发的硕大基地。
6、中国的和谐共融发展模式
中国内政改革与外交的和谐开放模式，在21世纪初将逐渐形成各国共识。世界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某种意识政治利益驱导下的偏执意识形态者或许会谈论中国随着经济的崛起将带来军事上的威胁，事实上，这种声音很快便会自动消除，因为中国鄙视霸权主义的主张并非政治的虚伪，而是这个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观和全球化立场，这与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一样，也与欧盟的合作繁荣的追求一致。而中国在20世纪的单边政治也通过开放改革而改变，世界会发现，21世纪的中国与她自身任何一个时期都已没有了可比性。人本与和谐、繁荣与发展成为了这个国家与世界共同的理想，她将越来越受到尊重和值得信赖，同时将自己的发展融入人类，并成为后人类生态社会系统的主要推动者。
7、世界人类共和同盟
如果展望一下21世纪的人类，我们可以前瞻到有可能在未来50年形成一个整体的同盟组织。这一组织并非自愿与非自愿，而是因为共同发展与和平进步的共识。事实上，这种共识在今天就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国与欧盟、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印度和日本，这些作为20世纪初的积极国家将进一步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而联合国组织，则将在这一世纪成为更为强大的国际组织的积极协调者，并建立起世界人类范围内的全新秩序。这一点，会类似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契约社会，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契约的方式被超出人类利益的更大自然权力者所取代。它代表人类再一次认识自我以及认知自然的成果。
而且，这是一场开源的共和同盟协定，自然之名将被写于这份协议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人类，亦将全部服从这一自然之权威。显然，这份权威并非神谕，也不是某个人类的单极权力者，而是我们每一分子的共识。我们必须获得这种共识。因为自然的普世性与根本性，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类会怀疑或反对这种共识。
人类共和同盟将消解掉传统的国家，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如同申根协定对于边界的消融一样。不过，这种发展在21世纪将随着更多国家与大陆的同盟而加速。显然，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它本来就有着人类的激情和创造性，一旦它开始从自身的利益转而为人类的整体利益作想时，华尔街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证券得以保留，但更趋向于人的价值而非逐利的空想。投机主义将从世界贸易中翦除，人类相互需求而非诈取。尽管中国老子对于结绳记事的理想社会设想得过于简陋，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将得以保持一种朴素而自然的情结，这是21世纪人类共和所持有的一种新观点，而人类无数理想的歌颂，也成为了现实。如同我们今天抽时间到埃及或者塞班岛以及香格里拉去度假一样。
前人类的遗产再整理
我们以21世纪作为人类一个新历史的开始，并将后人类与在此之前的人类活动实行剥离，实际上，这仅仅只是一个新理论上的定义。关于前人类的理论划分，可以由欧洲15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开端，它包括了历史学中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其间囊括了500年的人类各方面的发展史。
不可否认的是，前人类所留下来的遗产将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甚至有许多我们还将延用到未来久远。与早期人类留给我们的遗产所不同的是，这笔巨大宝藏有着相当清晰的条缕，不像早期人类由于其过于遥远和散失性而使之难以获得完全的整理，前人类自近代以来的所有创造性成果在今天绝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后人类可以持续的享有。
500年以来的前人类社会发展，其历史丰富的程度应是中国周代之末春秋与战国历史的多倍。如果说春秋战国存在着一条政治权力的争斗主线，那么，前人类的500年也同样有着一条以各国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发展主轴。在这条主轴周围，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与王室的权利消解，也看到科学逐渐成为替社会实用主义服务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艺术从严肃的祭坛上迈入到群星灿烂的普世娱乐与流行的行列。如果我们要为前人类来作一次总体的性格描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这样写道：他是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同时也洋溢着勃勃雄心。原始时代就已诞生的英雄主义在他身上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并被更加富有时尚的物质所丰富。他从神坛上醒悟过来，并第一次发现了自我，并将赋予皇帝的权力赋予了自己。这一点上，他是拿破仑的缩影而非所罗门的象征。对于前人类而言，自我意识是大的，主导的精神，他热爱科学的原因并非是要洞彻真理，而是发明有利于他成为万王之王的各种武器和工具，显然，他在这个宇宙之间还没有真正具备自信和安全感。他是可爱的，追逐名利的，可以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所以，他的爱也是功利的，最后的时刻中，他仍然保存着葛朗台的嗜好，所以，他的慷慨往往属于即兴的发挥而非出于真切的同情。他为后人类留下的财富是巨大的，同时也留下了毁灭这些财富的巨大能力。他是一个战士，为自己而战，更多时候他都表现出这种思维的单一性，而忘记了更大的主宰者。这是他过于骄傲和不谦逊之处。当他退出历史舞台时，我们会注意到，他的面容上带着一丝不解和疑惑。他没有想到过他将离开舞台，但是，我们决定让他离开了。
后人类将作为继任者开始服务于他们所处的地球家园，同时开始看顾周围的宇宙。他们将审慎地处理前人类所留下的所有遗产，归类，整理，并使之清洁。同时，他们还将运用这笔遗产中最为伟大的部分，即智慧与科学，还重新为未来找到定位。与前人类的喧哗与骚动以及所有的傲慢和偏见不同的是，后人类懂得的第一条定律就是尊重一切等同于尊重自己。所以，后人类从尊重真理开始。
21世纪后人类自然共存发展道路
当人类经历了波折重重的两个世纪之后，会发现，这些波折与险阻在绝大部分的比例上都是由自己造成而非由自然造就。在此，我并不要求人类的每一分子都做到幡然领悟。或者说，我们并不要求这场次按危机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原因原来是自己诱惑自己而造成。然而，作为人类的整体，则是时候可以从这200年中得到一个反思的共识了。这也很类似于中国在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所进行的种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而忽略掉基本的经济与文化的社会系统建设，现在，这样的道路中国人是不会再来重新走一遍了。
对于自然共存的理解，已非简单地将人类与自然作出对立之后再进行的辩证思考，而是将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进行的系统再构。不久前所举行的一场名声并不响亮的当代艺术画展，所有的艺术家们都没有署名，他们将这场画展取名为“自定义”，也示意着这是一次集体走下画架的生活创作，它们包括了绘画、影像和装置艺术表演的诸多形式，每一个艺术家可以是那个被艺术所反映的客体，同时也是感悟艺术的创作体，而同时，每一个参观者又可能是一个再创造者，这场艺术展成为了一个超文本的开源格式。
从最大的自然界律的尺度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种种自建格式都有着一个系统的终结，如此，上个世纪初的英国趋向衰落和中国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都变得很好理解，而美国在21世纪所受到的质疑以及欧洲各国所重新进行的融合都是符合这一客观规律的。在更为遥远的非洲，人类应当将它从心理距离上拉得更近，这样才不至于在未来损失掉我们共同的更大利益。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生物与看似无机的环境实则构成了更大的一个生物体，我们将之称为生态系统。事实上，人类在迈步太空的新时代里，应当看得更加全面和透彻。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其最终都是为了每一个人可以获得生命与环境的终极和谐。当我们从物质的资源和资本的利益中抽身出来时，会发现，自然所给我们的所有资源原来就是我们自己，因此，“以人为本”并非简单的新人类社会的伦理范式，而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根本，在这一点上，或许人类会发现，所有的源泉都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开掘而非对于自然环境资源的榨取。
重新思考资本的地位，重新看待政治的定义，重新规划人类的经济，重建世界的秩序，与发现人的价值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同时更是人类社会进化到一个新台阶之际的价值认知。在这种认知前提下，谁是总统，或者谁是世界的领导者，已经不再重要了。人类只需要一个新价值的维护机制，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协调者。人类的各个国家或民族，都可以在尊重与平等信赖的基石上来担任这一协调者的轮值。至此，这一切都归属于后人类来完成的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