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开源话语之四：
屠龙计划与中国自新
21世纪全球化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与趋向
超越冷战的人类意识发展命题
1963年6月，在我出生之前的四个月，肯尼迪在西德的柏林墙边发表了一篇演说，指出柏林墙的建立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他说道：“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演讲发表后5个月，这位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再继26年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选择了历史性的人为倒塌。中国人也许不知道，1961年8月由前苏联与东德二万余军队突然开始兴建的柏林墙，其行动代号居然是“中国长城2号”。
我们大概都知道“冷战”这个流行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专有名词，然而我们并不一定意识到导致“冷战”产生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或许，更久之后，当人类回顾20世纪的两次大战以及后来接踵而来的“冷战”，会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人类在原本就多元而丰富的世界认识观中曾经过度强调了某一种意识形态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些矛盾完全是人为的，也是人类意识集体幼稚的表现。
客观事物的规律，就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而仅仅以一种意识形态来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除了自然真理本身，一切寄以人类单一认识之下的意志，都只会成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案例。这不能不使我们开始关注一个超越自身、同时也超越所有人类矛盾的更大命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我们人类的发展？在这条漫漫道路上，究竟是什么在起着最为根本的推动与改变的作用？
从中国先贤之王的无为而治，到战国孟子的民贵思想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到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再到笛卡尔的我思我在与卢梭的民权，从孟姜女哭倒长城到柏林墙倒塌，从中国改革伊始的包产到户到深圳中英街开放，从中国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到私营个体户与自由市场，从中国自闭一隅到全球化与WTO，从肯尼迪的演说到同年在林肯纪念堂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几乎所有人，都将这样一个根本指向了一致的方向，那就是人的自由与平等解放。这一点，就是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先祖，也将建立“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联合体”，作为人类人本主义理想实现的最高目标。
当我们超越冷战与自身的种种矛盾之后，当我们得出这一人性自由平等的根本答案之后，却会对许多发生在历史以及现实中的问题再次迷惑：尽管人性的论断如此相同，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在意识形态的争执以及现实人性不自由不平等的广泛存在？
是利益。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自由与平等的互益社会，使产生利益的权力获得平等，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一切产生利益的机会趋向平等。而假若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利益平等的社会，那么利益就只会被权力的掌握者所享受，从而造就出一个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社会。在人类社会得以建立之后的诸多历史中，利益价值观恰恰转变成为了利益权力的争夺而非人性权力的普世，权力被使用到对人性的约束和非民主的集中上，欧洲中世纪与中国中世纪在约束人性上有着高度的一致，在物质利益的不平等基础上更在精神领域也建立起强大的单一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违反人性的历史不会过于长久，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可谓是最早发生在欧洲精神领域的柏林墙倒塌事件，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是封建君权柏林墙再一次倒塌的见证，在中国，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王朝的柏林墙，然而，这场革命并没有在精神上完成对专制思想的真正摧毁，因此，思想意识上的自由与平等还需要我们进行新一轮的宣讲，这一点，也正如肯尼迪在柏林墙边所说的“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以期望“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
这样的观点，与马丁·路德·金所慷慨宣扬的梦想如出一辙，“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因而人人都应怀抱着“生而平等”的自由追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判断：20世纪以来，人类最大的动力并不是科学的发明创造与经济增长的奇迹，而是对人性自由加速解放的潮流，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将人类的正义与自由平等作为了共同追求的事业，显然，这一事业乃是超越一切其它事业之上。
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做的，便是加入到这样一个人类的事业中来，不仅是国家与政府，更需要有中国的人民。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以“自由平等”作为立国之本并通过自由而获得社会发展的国家们，仅仅只会把《权力法案》、《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自己一国的政治调味料，当世界以及人类的社会中还存在着诸多的柏林墙之时，民主自由的思想与人性的解放便自然而然将成为人类共同的使命。即便是单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唯有人性自由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追求个人利益梦想的实现，而人类社会整体的繁荣与幸福，则必须是个人利益发展总和的结果。
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客观真理。
从美国超越遏制看人类利益共识
这里涉及了我们在这个新世纪看待世界、同时看待美国的方式和态度。无论我们是否仍处在一个隐忍不言的“后冷战”意识中或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意识层面，我们看待世界与美国的方式和态度终究都将转化为我们的行为。
显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50年以来的世界超级大国和它的种种行动，然而，透过这个超级大国的表面而探究它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则是更为重要的。
这个超级大国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呈现出全球的强势领导力，也许，了解这种领导力的由来会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多。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联苏维埃总书记并在1990年担任苏联首位总统职务以来，这座“冷战”之中一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抗衡阵营就已经开始发生内部的演变。对于这场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平演变”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所集体防止的最大敌人。今天，若是以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观来看待，我们对于“和平演变”的核心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称之为“和平演变”的东西，人类终究会发现，无论他们选择了怎样的起点，其终点都将是人性的自由解放。
对于一个意识自由与权力平等的社会而言，和平是真谛，而对于一个意识单一而不平等的社会而言，和平则是一种人为历史的虚假，而“演变”才会变得可怕。一个自由人用不着对另一个人去宣讲自由，他们更多是共同追求和有所创造，他们也是相互欣赏的，相反，一个不自由的人与另一个不自由的人之间，却会产生出对限制对方权力的争夺，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的自由相对多一丁点。我们说，这是人性自由的一种“变态”，这种“变态”之下，将产生无限的罪恶。
当我们以各种不同的观点或立场来观看美国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在前苏联解体之际所制定的“超越遏制”战略，即是超越传统的军事硬力量的冷战遏制而主动出击，抓住苏联进行自身“改革”的时机，以经济援助为手段，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渠道，使东欧脱离苏联的影响，并最终促使苏联国内政治实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从而完成民主自由的“和平演变”。记载所公布的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美国的全新“超越”战略，有三个重要的基本点：一是力争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作为“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具有实力的经济大国”，来充当“争取自由与和平变革”的领导力量；二是采取主动战略，“以美国的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三是将军事实力作为“和平演变”的保证，从实力出发而获取“更为牢固的和平”。
今天，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了美国“超越遏制”再次在中国的重演。值得重视的是，与20年前相比，美国在这一战略上已大大“超越”更多，其软实力在以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为首的各个方面的巨大成果，已经在中国社会整体显现。
20年前，这种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的确在前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而2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打造出一个全新崛起的“后苏联”，刚刚大选获胜的梅德韦杰夫则将在由普京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后的俄罗斯继续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而显然，这条道路已不再是某个意识形态的道路，而是一条俄罗斯人民意愿的道路。一如普京在200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所称：我不是在统治，我只是在工作。整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应当服从于一个主要目的，即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任何情况下，决定权都属于选民、俄罗斯公民。
显然，无论是怎样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怎样的政体或是权力机制，以人为本的人本自由权力，成为了这个21世纪的人类发展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讲，无论是东西方，美国还是俄罗斯或者中国，人类的正义与人民的自由平等早已超越了“超越遏制”，在这里，人类或许将意识到，“遏制”的本身，无外乎只是两种：一种是对人性自由平等的“遏制”，另一种则是对这种“遏制”的“遏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将开始获得属于自己的全新认识。而今天，无论哪一种“遏制”，都是没有必要存在了。
屠龙计划的实质与艳照门
然而我们仍不能及时地认识到这种“遏制”的不必要，甚至相反，相互“遏制”与对抗之声仍然成为这个新世纪中国国家思想的一股潮流。
在众多的中国论坛中，有一种声音明显带有这种“遏制”与“抗衡”的心态，以致我们很难理解到这种心态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趋向？或许，这是一种未能达到“超越”而产生出的一种心态？或者，是“后冷战”的意识再次成为了中国所接续的某一部分思想？抑或是那个人类终极追求的人本自由与平等仍然还只是一个虚幻的口号？
这种意识形态的论争，实际上自上个世纪30年代就频频出现在中国思想领域，最后成为了一个公开于世界的中国式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个中国式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还将沿续。因此不能否认的是，世界在中国的进程中一直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对于一个长久封闭的中国式意识形态而言，无论是中国的主动学习还是被迫认识，都对中国社会的变化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而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20世纪更多地引领世界各国的主导思潮是民粹主义和国粹主义，这是一个显见的局狭意识，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遏制”与“抗衡”产生的另一根源。1957年成立的欧盟民主大家庭，将众多国家甚至是民族宿敌团结在了一起，而1985年由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５国率先发起的申根协定，通过边界的开放而进一步消解了传统国家意识，20世纪末，欧元诞生则实现了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欧洲社会的发展，不啻是对传统民粹主义和国粹主义的解构，而同时，也对传统封闭单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破冰的温度。
有理由相信，世界在对于滞慢缓行的人类社会一直都有着一个公开的变革催化力量的存在，这个力量不是来自另外一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于客观发展的规律，类似于孙中山所称的“世界潮流”。基于人择原理，我们能够理解到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将会拥有来自主观判断的世界观，但同时，面向客观世界和真理的大门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意识而关闭，它一直都是敞开的，接纳的。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自17世纪以来就开始走向了其社会闭合性的衰落，社会创造的能量因为封建专制的熵值不断加大而呈现出越来越微弱的效应。这种极度老化的传统价值观直到今天仍成为中国社会集体进步的巨大障碍，因而，自称中国龙的这一社会也将受到来自客观规律的改变，我们可以视这场改变为“屠龙计划”。自上个世纪之初，这一计划就已经开始，到下半叶时已经完成布局，到今天，这场计划已经全面展开。无论是中国的国资银行外资门，还是中国的物价指数门，还是西方兴起的奥运门，中国产业经济的自主门，中国能源的危机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民主自由门，直至最近冲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艳照门，这一切都成为了屠龙计划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民众们，倘若还停留于见事而议的层面，则将始终无法看到这个世界趋势的真像。
“屠龙计划”的产生，其本质并非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遏制”与“抗衡”的心态的存在，更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斗争，而是浩浩荡荡的自然规律使然，是中国社会之于人本自由与平等的集体蔑视与漠然，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长期以来对人自身的忽略，因而，这种历史以及这样的价值观，在自身无法能够完成蜕变的前提下，世界将予以改变。或许，在我们所看到的，仍将是某一种意识形态和某个国家势力的部分，这就犹如我们对于艳照门的态度，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隐私和不可见人的内心变态，于是我们产生了集体失控的忿恨。在这个不再有中心和权威的时代，真正的中心和权威早已成为了我们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显然还没能完成这一转变。这个鄙弃人本的社会遮羞布其实在世界面前早已破败不堪，是我们，将屠龙之刀举向了自己。
中国自新的诸种可能
假若一个社会发生了危机，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这场危机的施予者，同时也将是危机的承担者。在本质上，社会的危机是由每个人共同造成的。社会的危机越大，那么则意味着个人的参与的程度越高。这是一个定律。
我们或许会问到，社会危机如何会与一个人发生如此深刻的关联？一个显见的答案就是：当人类组成自己的社会时，每一个人都应当将避免危机发生作为自己的义务，而当社会因为未能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本自由权力之门而发生危机时，那么更说明每一个人必须争取这种自由之权力，进而去承担防止危机的义务。
当我们既无防止这种危机的义务之心同时又无承担这种义务的权力时，只能说，我们将客观上向人类转嫁了这场危机，或者说，这场危机便是屠龙之刀，我们无意也无力抵御，因此，最终我们只能为危机所克。当我们“超越”了单一的民粹和国粹主义来审视时，当我们“超越”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而观察时，这场屠龙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结束，再换一个更适合我们理解的角度，则是我们选择酷睿双核而淘汰了奔4处理器，我们抛弃了捅子楼而购买了洋房公寓。
从某种意义上，“龙的传人”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定义，也是一个从僻远蛮荒迈向新文明高地的种族长征，其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与人类整体的会合。而当“龙的传人”成为食古不化的后代，或成为并非龙种的衰颓与缺乏自立与创造之信心的异族，那么，世界的“屠龙”则在所不免，实际上，这一本质并非“屠龙”，而是人类的去赘与自新。如果我们是人类，我们亦将如此选择。
这恰好成为了我们今天真正的话题：中国社会的集体自新。
为什么是中国？因为历史选择了中国。这是共见的。
为什么是社会？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不与社会不发生丝毫联系的个人存在。
为什么是集体？因为中国由各位组成的集体。而集体才是最有力量的。
为什么是自新？因为只有自我革新才有可能避免屠龙。从心理上说，这将是某种挫伤。
然而，无论怎样，屠龙仍将到来。也许中国未免真的刮骨疗毒的勇气，也许更多人还没有真正的醒来。而屠龙之刀则将应期而至。它是客观的、趋势的、必然的。让我们可以逃出生天的，那就是让旧的传统解构，让人本的自由平等权力得到释放，这样，拯救才有希望。
我们知道的，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需要作出牺牲的。无论以何种方式，这种牺牲都将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牺牲是巨大的，是人本的牺牲，也是自由的牺牲。这种牺牲之后，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为人类的前进而牺牲了。
我曾经谈到过关于中世纪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称为“流放”的刑罚。当我们放任了封建专制之时，那么我们自然将流放了自由，当我们尊崇了等级社会之时，那么我们则流放了民主与平等的权力，当我们放弃了独立，那么我们便流放了自尊，当我们甘愿于愚昧，则放逐了真理。这也是一个平常的规律。
有一些声音，把“民主自由”作为应当抗衡西方话语权的民粹主义观点来发挥，我想，这是一个放逐客观人本规则的偏见，也有一些声音，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等等危机，视为美国制华战略的绞索，同样，还是国粹主义思想的再一次放大。倘若我们再将视野扩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已经在世界上，中国的制造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已经无法不与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印度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甚至是南极与北极以及太空发生关系。我们的社会即是人类的社会，中国即是世界的国家。而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已不能将任何一种危机视作为传统昔日的对手。
我们的对手，始终是我们自己。或许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在“民主自由”的话语之外，我们的确还没有找到更优的人类新定义。或许，中国人能够为人类的再进步找到一个全新的定义，那么，在发明和创造出那个新定义之前，认识“民主自由”是很有必要的。
[ 本帖最后由 开源小编 于 2008-3-4 17:2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