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开源话语之五：
真理的阴谋 文/吴扬文
2008开源话语之五：
真理的阴谋
中国精神与人本价值观研讨
中国精神与西方人本思想的混和特质
这是今天全世界都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在询问的一个问题。
从中国古代先贤圣王的勤勉，到中国老子的无为之学和庄周飞越的梦想，从孔子的尊礼和克己，到孟子的民为贵，从墨子兼相爱到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苦己奉献，到陶朱公的天下财利，芸芸众生和漫长的历史，糅杂了太多的价值观，这中间，究竟什么才算得上是中国人的精神呢？
从另外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入封建专制时代之后，整个国家便获得了比世界更早的大一统的体制之中，因而呈现出极高的社会稳定性，对于国体的意识和精神，集权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了自汉武帝以来所确立的独尊儒学，并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精神道统。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精神，则必须从这门儒学道统中寻找。而儒学是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则又需要进行对照查验。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与精神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儒学自上个世纪初的封建专制崩溃之后，儒学的道统思想也似乎遭到了同样的讨伐。20世纪初叶的科学与民主运动，同时也将孔子的思想予以了批驳和驱逐。这是中国精神产生变异的一个重要节点，来自西方，更重要的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一整套民主政治和西方人本自由的价值观在这一个时期迅速植入了中国，孙中山作为立国之本的三民主义，以及国民政府的宪法，基本上都是摘自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个过程，必须予以特别的关注：中国社会在发生深刻转变之际，弥补儒道思想质疑之后的真空，是由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所填充的。
所以，如果今天来讨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那么，会出现鲜明的两个：一个东方的传统道统观，一个则是西方的人本自由观。前一个讲求的是内敛与克己，服从尊卑等级，后一个追求的是民主自由，我行我素。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于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了。
这一特质，存在了一个并非前定而是自定式的两难。显然，倘若中国尚处在一个单纯的儒学道统与封建集权的价值体系，那么，历史可以让这个体系在继续保留和彻底改变这两个方向上作出选择，欧洲近代史就是这样选择的，而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也同样如此。不幸的是，前者由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不彻底，导致了个保守固化思想的留存，而后者则因为更切近于人本主义科学，因而又呈现出极强的演进优势，两股势力的交集，反而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消解，显出一种发育不完全的半现代社会模式，呈现出社会价值的分裂。
中国精神养成的空虚期
除去过于强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赖以生存所需的唯利追求，整个世界都会发现，20世纪的中国大多都处在精神价值空虚的状态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历史的终结与传统意识的保存造成的对冲。回过头来看，这种终结的手段有点像生米做成熟饭的渐变过程，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裂变。这种渐变的方式也没能为社会带来怎样的和平，因为渐变，所以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道统价值观和专制权力欲也就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从米粒变成了米饭，嚼食的人反而更多了。但毕竟，唯王而独尊的社会毕竟是一去不返了，所以，这种道统与专权也就失去了社会意义上的根本。于是，食进道统价值和专制欲望的人们，便将这些传统养成的意识收藏到自己的深处。许多关于中国人过于内向和无法了解的本质，就在这一点上。把这一点看透了，也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因为中国人一旦表露出来，无非是面子上的讲究和自己的那一份权力和利益，事先把名份和权利合理分配好了，把话说明了，这道坎子便可以轻松跃过。
造成中国人精神价值空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西方思想与传统意识的对冲。这两个原因，一个源自于中国社会自身，另一个则源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如何对待外来的思想意识上，中国社会中一直都存在着传统本位意识立场上的质疑，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都很强大，两个极端的对冲都很剧烈，因此很难真正产生出独立的新思想。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兴起过的许多思想论争，几乎都是围绕中西两学的话题，而独立的哲学发展与人本思想进步，便夹在了这两种思想斗争之间，很难存活，也没有见到任何建树。
如果将这两种争论与激烈交锋的态势融合到一个中国人身上，那么，则显然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色：20岁时是自由主义者， 30岁时热衷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40岁时开始回归中国道统精神，50岁则成为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者，甚至出现鄙视西方学说的倾向。这一模型，与一个闭合型的系统生成过程颇为相似，而其结果，是最终闭合的。
这种本质上的精神空虚并不可怕，显而易见，我们反而可以观察到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处于发生质变之前的两极冲突，最后，冲突将产生不同于两个极端的第三者。有理由认为，这新即将诞生的第三者将是中国社会的全新价值思想。它将是人本的，同时也是科学的。
闭合性思维中的保守性耗散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与西方射线型思维不同的中国式价值思维：从终点回到起点的闭合环线。在这里，起着根本作用的仍然是充斥着空虚与思想意识杂陈而未能得到很好梳理与养成的那个混乱中心。这种特有的循环路径使许多中国人在行为上呈现反复，放大到社会中，这种反复则表现为巨大的耗散性。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对于一个孩子的教育所采取的是束缚式的模式。如果我们将孩子的思维比喻为射线，那么家庭所发出的能量则是闭合的环线，它们将孩子的思维予以扭曲，在更多的其它场合，社会的教育、价值观以及公众态度皆是如此，最后，这个长大之后的孩子已不能再以射线思维来思考了，他也成为了这种闭合环线思想的被迫继承者。换一句话说，在这种强大的闭合线圈式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中国人要独立做出一番事情来，需要消耗大量的力量。对于整体人类社会而言，这种消耗实在太过浪费。
中国社会发展的步履之所以滞慢，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这种社会性的耗散往往使社会变革难以真正迈出大步，更多情况下，身陷泥潭的大多都是一些敢于挑战传统的人们。这一点，翻看中国近代直至今天的历史可以得到。而在今天，以及刚刚过去的30年，这种例子在各个领域都层出不穷。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30年所进行的社会推进，表面上看似乎是粗放式的资源快速消耗，实则上，则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价值耗散所导致。所有的企业都以加工为荣，一旦出现创新就以群体的抄袭而迅猛淹没创造者，所有的制度变革，更容易被众多的既得利益者们层层扭曲，直到变革的能量归零。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似乎也一直处在两极冲突的调和之中，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调和本身也是增大双方耗散的一种，无法对各种创新予以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护。
制止这种巨大的隐性耗散，这是今天中国必须作出调整的。
人本与科学的中国式领养
我们检索关于人本思想的来源时，会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进行寻找。或许，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老子的天人合一中的人，更多倾向于自然之本而在无意之中弱化了人本。他只讲到了人听命于自然的来路，揭示了自然与人的共同法则，然而忽略了人本在自然之本的可能作为，或者说，老子对于人的作为，基本上是回避不谈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老子的道学即是自然道本之学，而非人本之学。从哲学的结构而言，对照老子的“道生一”来分析，他强调的是“道”，而未能对所生之“一”进行专门的解释。可以认为，当“一”诞生之后，其必有与“道”不同的“自在”使命，否则，“道”无必要生出“一”来。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一”视之为“人”。
在明未清初的心性之学中，这种儒道合一之后的思想同样未能对人本有所独立的建树，而是花了相当力气将“人”与“道”之间的求证转变为由“人”向“一”的解析。在这些学说中，“一”并非是人本，而是趋于“道”理的“心性”。中国思想理论界中一直都有着相当一批食古不化的学者，对此津津乐道，带着强烈的民粹情绪来研究哲学。
贯穿中国社会大部分历史的儒学道统，则对“人”有着专制社会时代的非公共关系的实用要求，这些要求在绝大程度上是根本忽略“人本”的，而“人”的定义也完全服从于人伦规范与道统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无非是尊王克己，当然也包括了社会最小细胞中的父母兄弟夫妻和邻里。与其说儒学是一门人学，不如说它是一门借以人伦之名的伦理法学。[经与皇帝的专权一道，成为中国社会的思想专权。这一点，与“人本”在本质上是相去甚远，与老子道学对于“人本”的忽略不谈所不同，儒学道统的思想，其本质是反“人本”的。
于是，关于人本思想在中国的介入，也就唯有一个西方的来源了。欧洲自16世纪以来的思想启蒙直到人本价值观确立，也是了花去了数百年，他们所面对的，和中国十分相似；一个是君王的专制集权，另一个是宗教的思想禁锢，所以，宗教改革与斗争，民主思想普及与人权争取，也是代价沉重，而其间科学的兴起，对于人本主义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承托保障。一方面，科学破除了宗教的闭塞视听，让人们真正看到并认识了世界，另一方面，科学以公理证明的方式唤醒了民主，使专制失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
这两项重要的社会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中是缺乏的，而介入中国社会的进程则是引进的。这种嫁接式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保守地缘型社会格局中始终都缺乏一个原生的话语机制，因而使“人本”与“科学”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意识中总显得像一个领养的孩子，这种态度，不仅中国的大众如此，在中国的学者与思想理论界也广泛存在。在一个历史上注重本土和地缘情结的中国社会中，这种自造的“外来”认知，直接带来了诸多偏见。
人本哲学的真理阴谋悖论
当我们将一个正常尺度的人类观纳入到中国当代社会的价值坐标中，便可以发现中国精神价值体系的诸多欠缺，这些欠缺不约而同地呈现中国社会在人类观下的集体保守与闭塞。
尽管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诸多自定义的世界观，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抛弃掉作为“人存在”的这一根本命题。显然，中国社会集体在这一根本基础上附加了过多的自定义，这些自定义并非是“真理的启示”，也不是什么“科学的公理”，而是这个社会自身的某种积习或偏好。
当我们撇开这些自定义的习惯和偏好，会发现，作为“人的公理”是存在的，同时，作为自然与人、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也有着在“人的公理”之下所应有的更符合人自身的客观联系，并以此而形成社会的契约、法律、人权，以及让每一个人享受“与生俱来的平等与自由”。作为公理，这种“平等与自由”是不言自明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公理并不属于唯有西方才有而东方可以另行的范式。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学者在这一点上的困惑，他们显得人为地割断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同时更割断了人本与公理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多少显现出某种专制的残余，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思想对于人本而言，是残忍的。
百年来的人本思想和科学的植入虽然缓慢，但由于它们的人类公理性，因而呈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于在中国社会中种种自行附加的积习和偏好而言，它们的优势极其明显。这一点，即便是“民主自由”思想的西方阴谋论者，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中国思想现象。这种“西方阴谋论”自最早的“西方歧视论”之后就甚嚣尘上，而且这些言论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国的传统权力中心。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开埠通商以来，中国国家社会的态势基本上就处在了一个被西方世界逐渐打开的趋势之中，而“西方阴谋论”也是随着这一被动开放历史而不时兴起，所以，这类观点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鲜东西。头脑清醒一点的会思考到：如果中国不改变，不接受开放，不面对西方世界，那么又将如何？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哪一个中国的思想理论家作出过这种猜测和社会设计。
而如果我们将“西方”这种自定义的概念去除掉，而对于人本与科学以及开放作出更深层的思考，那么，我们将发现这样的一个命题：当我们能够确认人本自由可以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真理，那么，当这一真理到来时，是否会存在着真理的阴谋？
如果我们认为真理不可能存在阴谋，那么这个命题则可以转变为：如果有人把握了真理，那么这个人是否会通过向别人传播真理而达到他的个人阴谋？
这样的命题似乎变得很好回答了。答案显然将有两种，一类是认为握有真理的人将不会有阴谋，另一类则相反，会认为真理必将与阴谋者合并在一起。
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
这需要我们回到哲学的原初根本上来揭示答案。我们说，真理的存在是因为创造万物的力量存在，这就是真理的世界，这个世界创生我们，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宽厚、仁慈和真善美，因此，真理是真善美的。所以，追求真理的人也必须趋向真善美，否则他不可能把握真理。所以，一个向坚信真理并传播真理的人，必是真善美的追求者，显然，他是没有阴谋的，而只有我们所尚未认知到的那个真理。
反之，如果我们认为真理之中还藏着阴谋，那么也表明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我们尚未认识真理，而是在此之前认识了更多的阴谋，因此，我们把真理也当作阴谋看待了；第二种更加直接，因为我们是阴谋者，所以，我们无法认识真理，因为我们看待一切都会是阴谋而不会是其它。
在中国社会现状中，对于真理与阴谋的同义看法，绝大部分出自前者。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更多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阴谋之中，真善美仅仅只保留在我们仅有的亲情范围内。而对于真理的质疑，使我们再一次失去了机会。
阴谋论的存在，其本质是为了既然利益的保全。因为是利益既得，所以耽心失去，因此，除了自家的观点意识，其它统统概不接受，而即便是真理，也都有了阴谋的样子，成为须要时刻提防的对象。在中国的社会价值系统中，这一直都是一个暗在的主流。
然而真理，早已超越了个别人的利益，更非既得的利益，而是世界人人均可享有的公理的前定利益，任何一种妄加和自定义都是多余的。
人类新人本精神的在中国复兴
说到人本精神的复兴，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就已产生过人本与科学的启蒙，有过社会的振兴。不过，细算起来，将各种各样对于人本与科学的干扰除去，真正于中国社会中推及并普世人本与科学的历史，应当不过30年，而且还割断在中国社会的浩大时空中了。
确立人，思考人，探索人，发现人本，为人本赋予思想理论与科学证明，为人本拿到一个生而平等的上帝通行证，在人类的欧洲社会史上，这都已是由许多人共同努力做过的工作，而在人类的中国社会史中，这还是一门独缺。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今天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都有些帮助，同时也可以激发中国的思想学术理论界在人类共同的人本道路上接过棒来奋起而直追真理。
一个人类观的建立，需要的是从地缘文明和地缘经济的各种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民粹主义和国粹主义者对于人类社会观早就准备好了一整套的理论，同时更附加了诸多自定义的造设条件，头头是道。然而，他们作为从根本上缺失掉对自身认识者，其理论资格从一开始便被上帝所取消，这是中国社会大众们必须看到的。
人本的定义是超越国家这种古老的权威范畴的。按照卢梭的说法，“任何人对于其同类都没有自然的权威”，国家在21世纪实质上已经处于一个值得怀疑的地位，更不应成为人本之上的某种要素，而只能作为为人本利益提供福祉保障的机构。
人类新人本精神，其本质就是人类整体存在的价值共识，以及这种共识基础上可资每个人分享的利益和权力。这一点，中国的墨子在更早时期已经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本的人类理想：兼相爱，交相利。显然，他在其所处的时代是超越的，因为墨子的眼中没有国家，只有人类。今天，他的理想正在开始被许多人所践行。
新人本精神在其本质上是哲学的，也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这是中国社会对于人本价值一个前所未有的清晰界定，对于中国新一代学术思想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而对于中国整体社会的意识改良，亦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几乎可以这么说，人本与科学观，在经历了整整百年的世界陶冶之后，终于在中国诞生出它们的产儿。
新人本思想将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新一轮的进程当中。在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所组成的社会三驾马车中，一个小政府的政治形态将逐渐呈现，而汇入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社会也将发生某些根本性的转变，新的文化将呈现出极强在活跃性，它大致可以区分出两个重要的内容板块，其一是人文哲学的思想，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洗礼，同时也是一种升华，新思想将思考所有人类的问题，东方哲学中的精华会获得重新的演绎，并产生出世界性的影响，其二是文化的产业发展，这是文化经济的一支庞大队伍，目前，这支队伍已在中国显露出端倪。
对于世界而言，人们会发现中国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福地，一个新人本思想的源泉。在未来可见的二十年内，中国文化领域中的两大重要内容将出现重大的突破，一批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将在中国诞生。我之所以预言这一些，是因为趋势如此。因为，真理没有阴谋，这一点，人们将很快认识到。
[ 本帖最后由 开源小编 于 2008-3-11 14: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