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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清明民主自由祭

2008清明民主自由祭

/吴扬文
2008开源话语之17
    2008清明民主自由祭
  卢梭、五月花号公约、潘恩、邹容与异化文明的败坏

  2008年清明节,以文作祭,追怀世界民主自由之先驱也。

  1762年《社会契约论》首次出版时,卢梭自己也预料了这一思想的价值,他在给出版商的推荐信中颇带矜持的写道:如果它不被公众所抛弃的话,它会成为对一切时代有益的书。
  其实何止是一本书。仅仅14年后,美利坚合众国就以这一洋溢着民主与自由思想的社会契约原则获得建立,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一思想无疑都是对卢梭民主共和平等思想的继承。27年后兴起的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社会契约论》不仅成为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更成为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的精神导师。这时,已是这位民主自由的先贤者去世11年(1778年)之后了。

  对于中国,《社会契约论》在今天读来仍具有极大的震撼性与战斗性。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民主之精神与独立之思想开始被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传播,距《社会契约论》出版200年后,1958年,此书以《民约论》之名在中国首次出版,当时间再推移到近250年之后的今天,这本书的读者甚至还没有100年的中国精英们多。

  卢梭的民主自由的启蒙政治思想主张,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他认为,所谓政治学者,其本质就是“人的科学”。他感叹在人类所有知识中,最有用同时也最不发达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对于扭曲的、等级森严、充满不公平和荒谬制度的社会现实,以及腐化堕落的社会风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政论家们只满足于看一下自己的周围,便说,这就是人。他们当然是人,但他们是已被我们异化的文明所败坏的人。

  因而,他就现状而指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于枷锁之中。如果是从这样的枷锁中的“人”出发,为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寻找合理的理由,其结果只会是为人类再铸新的枷锁,新的理想和途径,必须是从人的本真出发,寻求到人类挣脱枷锁的新世界。卢梭提供了这一新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这就是社会契约:“因为社会的结合乃是世界上最自愿的约定,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和自主的,任何人,不论以任何借口,都不能不经他的同意就奴役他。”

  社会契约产生出主权在于人民的社会公共意愿下的普遍意志。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达,同时也是不可让渡的主权保障。人民不能将自己的主权委托给任何人,无论君主或是代表。如果一个人用他的个人意志来取代人民的普遍意志,那么就不存在合法的权威而只有一个专制的政权了。

  今天来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回想“以人为本”的民主自由理念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期有所下降的时期,与之相对立的社会组织原则(如集体主义)有所上升并产生出以集体主义之名而出现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最终导致人类祸害的猖狂肆虐使人们重新开始重视民主与自由的理论基础“个人主义”,并反思理论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批判个人主义所导致的偏见和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各国与各民族在经历惨痛之后几乎都坚持了战后和平的自由民主基本理念,同时自觉抵制了法西斯主义,未让任何一种军国主义和集权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建立起欧盟共同体,实现经济、政治的统一,开放国家边界,推动大欧洲的民主共和。反之,一些欠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几乎都一律禁止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流布,更对民主自由思想予以屏蔽,从而使社会悖离“以人为本”的理念,导致整体价值发生变异,出现一如卢梭所称的“被异化的文明所败坏的人”

  对于“异化的文明”的剖析,应当认识到其根本就在于对“人本”的异化,同时来源于对于“人本真”的曲解与不认识。进一步讲,就是社会思想、执政观念、伦理规范均对人本自由以及自然法则所形成的抛弃和悖离,从而使人负上不应有的枷锁而至心灵扭曲变形。在这里,“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于枷锁之中”一语,值得中国社会认真地反思。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枷锁,文化上的独尊道统,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尊卑次序,造就出特有的中国文明,中国社会至今对这种扭曲“自我”并由单一枷锁式的文明模式仍不能予以科学反思与人本检省,甚至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潮,中国社会在长时间中也都是采取一种集体摈弃与反对的态度。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和人本思想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被狠批狠斗,冠之以罪名,直到改革开放的30年,这些思想才通过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渐渐获得恢复,然而在中国社会的传统中心价值与政治观念中,“以人为本”的主张直到2007年底才被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名予以重新提倡,这一举措,可以算是一种自由人本主义在名誉上的恢复,但真正的“自我”意识与价值的彰显,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仍然存在相当的抵触,中国还很需要一场大的自由思想解放的推动。

  《社会契约论》诞生之前140年的1620年11月11日,最早乘五月花号登陆美洲大陆的欧洲移民们,在这条开创美国伟大历史的船上以自愿的原则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由于当时的妇女尚无地位,所以,这批102名乘员中只有41位男性签署了这份公约协定,每个签署人立誓在这个新大陆创立一个民主的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每个签署人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民主之法而治。这份距今380年前并成为美国民主宪法始祖的公约,后来被称为近代最早的民主自由的契约范式,它的内容简单而明了,充满历史开篇者的尊严与自然律法的质朴。公约的原文译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
  我们漂洋过海,在维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
  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
  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
  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主后l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苏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如下。

  这份公约中最为宝贵的部分,乃是“民众自治”这一核心主张的提出。在当时,历史还处在中世纪的边缘,国王与教会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许,历史的偶然性使国王和教廷不再,未来的命运变得只能由这些经历了漫长漂泊而寥寥无几的人们来独自承担,因为共同的生存愿景与信仰,他们不得不在国王与教廷之外来重建一个“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的自治社会,因为是每一个人的自愿,因而他们都立誓“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就是美国的开端。当156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际,尊卢梭为导师的杰弗逊所奉行的国家精神,其本质就是这样一个“民众自治”的核心。与此同时的另一位伟大的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他则为即将独立的北美贡献了一部争取民主自由的《常识》,书中说:国王都是独夫民贼,君主制度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北美人民只有宣布独立,才能使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应当享有的权利。此书一出版,人们争相传诵,3个月内就发行了12万册以上,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尊心。

  这位率先喊出“世界就是我的祖国”的人本自由先驱者潘恩还是美国最早解放黑奴运动的开创者,在他推动下,宾夕尼亚州议会1780年颁布了逐步解放黑奴的法案。后来潘恩还热情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大革命呐喊,并应邀参加了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1792年,他更撰写了《人的权利》,热情歌颂了法国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行动。同时,作为人本主义者的潘恩反对判处国王路易十六死刑,对于后来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和侵略战争也予以坚拒,这位托马斯.潘恩,堪称最早只身呐喊并献身于民主自由的一位人类主义战士。

  《社会契约论》出现时,首先遇到了法国当局的不断搜查和清剿,只能以盗印的方式在法国流传。而日内瓦则对其实施严禁,并判处“目空一切,引人犯罪,目中无神,目的在于摧毁基督教和一切政府”的罪名予以收缴焚烧。与《社会契约论》的命运相似,潘恩的《人的权利》也被英王禁止出版、销售和传播,1792年英国皇家法院还指控潘恩犯有“谋反罪”。这一些,与百余年后19035月于中国大同书局刊行的《革命军》的际遇几乎相同。这部由十八岁的少年邹容所著仅仅二万字的民主共和革命檄文,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量的第一位,其影响力使当时的满清政府惶惶不安,清廷查封了出版局,逮捕了邹容,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邹容在狱中受尽凌辱,于1905年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一百年之后的中国,或许仍需要听一听这位率先为中国民主共和而呼喊的少年心音: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
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
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至为可贵的是,年仅十八岁的邹容,以其新锐的思想和民主共和的激情,在《革命军》中更提出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他为未来之中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设置“中央政府”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提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强调“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民主自由之主张,至今仍熠熠生辉,正是这样的一位英姿少年,成为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的创始者,其思想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一如鲁迅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1903年邹容所呐喊的声音,还回响在这个宇内四海,然而我们是不是已经无法听闻了呢?或许,那个异化的文明,在革命者牺牲之后,变作了更加温和的包裹,将物质替代了枷锁,以小富替代了理想,以成就替代了信念,以市场替代了平等,以股票替代了主权,以长假替代了自由。一切都替代了,而我们已经茫然不知,集体迷失在这条本该不止于追索的道路上。
  对于人本的异化,对于自由的抽离,对于不可让渡的主权的侵蚀,对于民主共享法则的麻痹,对于物质丧心病狂的追求,对于现实而不顾未来的贪婪掠夺,我们自身的异化,又如何能够知道呢?我们集体的败坏,又如何能够测算呢?
  或许,这样的一个春天里,我们将以一个新的、自然人的名义,签署一份最自愿的约定,并制定令世界全体人民都认为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和条令,维护和发展我们共同的意愿,而且我们都保证遵守并服从这样的一个意愿?
  这个意愿的本质,就是人本的自由权力,人本的自由生活,人本的理想和美好之愿。乃是和平的、和谐的,和睦的,乃是人类共同和一致的,乃是自然为尊的,乃是自由之意志的,乃是不再被异化的文明所遮蔽和败坏的,乃是光明之下的光明的、神圣的、永恒的。
  五月花和革命军,美利坚与中华,世界都是人类每一个人的祖国,这样的祖国,是不是比所有国家更加伟大和宽宏呢?
  仅以此文,纪念人类民主自由之思想和导师者。纪念卢梭246年,纪念五月花388年,纪念潘恩232年,纪念邹容105年。记于公元2008年3月27日清明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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