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扬文
开源中国：关于解放思想与世界的重新想像
系列之二
二 重划“以人为本”的民主共和社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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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1903
年5
月，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册仅二万余字的《革命军》，该书由章太炎作序，由年仅十八岁的民主共和先驱邹容著写，甫一面市，立即轰动全国，被视为中国的第一部“人权宣言”，其影响几近于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与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该书先后翻印20余版，各地为之纸贵，总销售量达110万册，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畅销书。许多青年竞相传抄，在偏远地区，该书竟卖到了10两银子一本。这本带有激烈排满情绪的民主革命之书，让清廷内部推崇变法的大臣端方都无法忍受，则更斥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而对于更多欲变革传统积弱中国的青年而言，《革命军》则犹如振聋发聩的一声霹雳，令人热血沸腾。鲁迅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
邹容的《革命军》，革命排满是手段，而民主共和才是其理想和目标。书中七章，所述民主革命之原因、之教育，以及民主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和民主革命独立之大义等，直呼民主共和为天演之公例和世界之公理，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之道。这位青年俊杰在《革命军》更是首次系统规划出中华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国的蓝图，还制定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25
条纲领，提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民主主张，自此之后，以民主共和国建立中国国家的政治前途便成为定论。
纵观中国百年的民主思想与社会发展史，其最早可追溯自1898年戊戌变法的改良维新和兴民权的君主立宪，1903《革命军》的诞生，则将民主共和思想推向高潮，后继的孙中山更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民主思想作出坚实的纲领奠定，并通过1911年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国首个民主共和国家中华民国，同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民主宪法。从1898年到1927年北伐战争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仅仅30年间，中国的民主建国思想就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并通过历次的讨袁战争，新文化运动和民主与科学的普及，奠定了中国现代社会主流的民主共和观。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并提出“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国家建设纲领，这一思想，直接催生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回顾中国的百年民主发展史，比对从16世纪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科学洗礼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五百年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发展中所客观存在的历史短促与经验幼稚。这场由中国人自己崛起而发奋变革的民主运动，没有任何的前人可考之经验，也没有任何先前可循的案例新法，因此而决定了其道路的必然曲折，甚至发生民主与保守的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社会建设，在其前30年间就发生了民主发展路线的偏离，这种状况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才使中国进入到一个民主社会逐渐开放的改革之路。今天，历史的又一个30年过去了，当中国以一个崛起的大国站在21世纪的世界之门时，民主共和的新理想，则再一次由科学发展观所开启。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中一直都存在着“党禁”这一极“左”思想下的意识雷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一个庞大社会的建构者与领导者，居然还要自设思想意识的樊笼和禁区，是与民主思想和自由意志直接悖离的。这一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化冰之旅，与其说需要社会来予以纠正，不如说更需要执政党对于民主理想的清醒思辩与执著和智慧的胆略把定。
这股民主思辩与政治的开明之风，在新世纪之交由“三个代表”所最先吹拂，并以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出了中国执政理念的全新注释。2004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更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将此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量标准，至此，一幅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蓝图开始重划，对于世界来说，这样一幅图景预示着中国将成为21世纪人类民主与和平发展不可忽略的一大主题。
2007年初，身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首度以正面的姿态为民主社会制度进行了一番理论论辩性的理性鼓吹，并将民主视作为“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该文发表后，迅速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以及海外激起了广泛影响。
俞可平在文章中称：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人和一些官员而言的，而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作者也坦陈，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作者例举说：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使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基于此，作者进而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对于民主政治这一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位被称为中共领导决策的智囊也作了一个大胆而客观的评价，他说：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尽管如此，作者在最后还是平白地表述到：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俞可平的这样一番大胆言论，着实让许多思想相对保守的人士犹其是视中国为极“左”政治的评论家大跌眼镜。香港《文汇报》就此专门分析说：自“民主”文章成为海外关注话题后，有些海外媒体则判研中共党内正在形成民主思潮，以重建自由民主观，有些媒体相信中国政改拐点即将出现。对于海外媒体和评论界而言，俞可平的言论更多带有中国政治领导层所向世界透露的某种倾向。
到2007年底时，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一个科学发展观为基础、要义为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式浮出水面，同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民主社会发展方向。可以认为，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对于中国民主社会建设所明确勾勒的目标蓝图，而国务院公布加大对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的投资，则表明政府在“以人为本”的社会民生全面改良的具体开始。
中国所规划的这幅“以人为本”的民主社会蓝图究竟将怎样？与世界对中国的寄望会有多大的差别？中国由此而将取得世界的何种地位？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对未来全球格局产生何种影响？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最后所表达的意思值得玩味：
“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
这明确预示中国的民主社会发展将有所区别于西方社会过往的任何历史模式，而是一个富有中国式想像和创造性特色的全新发展模型，显然，对于开创一个这样的新模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是卓有信心的。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人类而言，无论是怎样的一个模型，只要循着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道路，“民主社会”必将是一个追求必至的结果，而“人本与民主”所面对的中国未来新一轮的发展，必将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核心发展主题。
实际上，世界可以这样认为，这亦是中国实现“超越传统冷战与政治对抗”的一个全新战略的开端。
（系列2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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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开源小编 于 2008-4-2 17: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