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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中国:关于解放思想与世界的重新想像系列之四

开源中国:关于解放思想与世界的重新想像系列之四

四 “和平崛起”建立平等对话世界的新关系
  进入2000年以来,关于“中国崛起”的声音就在世界不绝于耳,一些偏激的西方评论家甚至将中国的这种实力增长直接联想到上个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势力在欧洲的兴起。这种威胁感的产生,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与西方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差异,因此,重新获取一种相互了解与尊重的对话机制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首要工作。
  回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会有一个不小的历史路径规律发现:从18世纪下叶开始的自大、隔绝到19世纪的猜疑、反感和战争与被征服,再至20世纪上半叶的理解、依赖、合作再至下半叶的隔绝与敌对,直到20世纪末期所开始的谨慎试探合作与经济对话交流。在东西方并不太长的接触历史中,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发达西方国家的关系,总是猜疑多于了解,摩擦多于合作。造成这一结果的纷繁原因中,表面所呈现的最大因素是政治,而在本质上则是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冲撞。而反过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又为这种文化自然形成的巨大差异更进一步拉开了距离,从而出现了中国在与世界关系上很独特的一种政治文化的叠加离间效应。
  将中国概念单纯政治化,是西方政治家的一种片面思维。而同时,中国传统的政治挂帅同时又造就了这一世界看法的形成,因此,21世纪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逐渐开始社会系统建设便显得十分必要,将社会经济、文化与整体和谐与政治并重的新思维,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政治形成的历史负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可以视作为中国主动自卸政治负担的信号,同时,在历史的时间轴上也势必成为一个交织东西方意识形态传统纠葛的聚焦点,如何将传统政治聚焦转变为一个中国新人文的全新亮点,需要中国集体的智慧,而如果纳入中国国民党与台湾的合作介入,则更有可能加速这一新亮点的引燃。
  21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重心,在相当程度上应当理解为对于世界课题的破解,以使中国成为世界人类共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一员,同时,这一全球化进程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自身深化变革和科学与人本发展亦将起到巨大作用,因此,中国的观念与意识格局必须作出主动的改观,在这一点上,世界对于中国已不可能回避,因此,越大的主动则越能使中国更好地蠃得参与世界的主动,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很乐于看到一个开明、和平与积极的中国。实际上,换一种技术性的说法,则是关于中国之于世界的新形象问题。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如何进行新的定位?如何进行新的形象展示与传播?如何实现与世界各个不同国家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如何通过中国自身的民主进程而主动影响世界的认识?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就是中国必须开始懂得以主动和新的方式来向世界展现自己,不再被动于历史的困囿。
  就历史陈因而言,二战之后所形成的政治铁幕,使东西方隔绝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尽管1991年前苏联解体而使冷战在表面结束,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也主动加入了全球化发展序列,但是冷战思维和传统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仍然还在东西方之间有所保留。值得借鉴的是欧盟在巨大创伤之后重新弥合的成就,两次世界大战的宿敌们握手言和,发展成为一个超越国家的欧洲社会利益共同体,产生出这一现实成果的原因,其根本是欧洲各国主动“去政治化”,而将精力转移到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共同福祉争取。有专家分析认为:导致东西方相互猜疑和欧盟融合的一个根本答案就是“民主”,依据各国民主发展历史,对待“民主化”的政治态度越明确,政府执行民主进程越彻底,其国家发展与国际合作关系就越少阻碍,反之则不然。
  对于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西方国家一直都予以深度关切,同时也从各个角度予以仔细的观察和分析。今天,西方记者们完全可以充分自由地游荡在中国的各地,西方和世界的商品以及丰富的意识形态产品也在覆盖中国社会,显然,西方对于中国在市场经济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报以相当的认同的,而同时,中国社会则更呈现出与世界无界交流和学习的姿态。然而,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意识始终都没有能够透彻了解,这使他们猜疑中国的政治理念中还存在着前苏联的冷战影子。西方在与中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经济合作中都会带上隐性的政治试探要求,甚至还有可能直接干预到中国的执政方针,许多看似经济的纠纷和贸易的冲突矛盾,实际上都是这种隐性政治的搏奕。事实上,以中国当今的政治开明度和不断加大力度的社会民主进程来说,西方的质疑和猜测大多都显无稽,因此,东西方政治心理中最深层所隐藏的对抗就必须得到很好的和盘消解。
  在这里,中国便不能回避与美国的关系,也不能忽略美国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使中美达成双方的对抗与猜疑心态的消解,对于中国而言是美国结,对于美国而言则是中国结,所以,必须首先争取将二元作为一元,然后来共同破解之。而破解的方法,需要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大众与美国当局和美国人民的共同合作,在这里,中国的新智慧将发挥作用,这种新智慧很可能将处于政治的边缘,而存在于人本哲学与社会科学之中,以文化民主的方式而达成。事实上,解决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纠葛的关键,是突破政治的单一偏执而上升到人类社会民主与和平发展的共识中,中国目前需要这样的话语与思想机制来发挥作用。按照撒切尔夫人所称的“中国没有伟大的思想家”一说,可以反思到西方国家的某种倾向性,也说明西方并非仅仅热衷于政治的单一形态而希望获得更宽的文化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目前所薄弱的环节,中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同时这也是美国与西方都敏感并且乐于积极认同的领域。事实上,这就是前面所讲到的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撞和矛盾。
  在更为宽泛的文化与人本哲学领域获得东西方矛盾消解,也表现出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更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超越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更高价值显现。2006年9月鲍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并代表布什总统访华时,中美双方就共同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这一对话机制每年举行两次,就中美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话题与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而且,这一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吴仪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积极的态度,她表示中美贸易发展快、规模大,出现一些问题和摩擦是正常的,中美双方应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来对待这些问题,并通过平等磋商和扩大合作来予以解决。鲍尔森则表示中美迄今为止所达成的协议,就像是标明通向共同经济繁荣道路上的路标,走回头路将是为了短期政治权益而危及两国的长期利益。
  从两国代表就经济领域的合作谈话和表态中可以看出,经济只是中美双方争取共同开放合作的前哨,双方都有着努力追求更为开阔的合作发展共识。中方的“扩大合作”显然已含有超出经济的涵义,而美方的“短期政治权益而危及两国的长期利益”也直接诉求了所期望的更大共同利益尺度。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达成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可以中国A股上市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进一步展开食品和产品安全方面的合作,确保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玩具和食品符合美国标准,“同意在未来10年展开更广泛的合作”,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安全,使用清洁能源等领域。在此,鲍尔森的表示显得富有意义:“我们都认识到了对抗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显然,中美的合作前景远不限于单纯的经济领域,而双方的深层次合作亦将由经济民族主义破解延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实际上正在发挥着制订中美两国实现全面战略合作时间表的作用。而2008年6月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可以视为这一时间表的具体呈现,届时,一个更为“广泛”的合作层面极有可能开启,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实现“超越中美”而跃身世界的一个战略开端。
  与此同时,中国与近邻日本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向好的趋势。自2006年9月小泉离任到安倍上台,再至一年后2007年由福田执政日本,中日之间经历了冷热交替的复杂感受。而福田走马上任,则引出中日和睦的更多想像空间。人们不会忘记,福田康夫之父福田赳夫正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造者之一,福田主张与中国发展长期良性关系,主张“通过心与心的交流”而达成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并以此构筑日本的亚洲外交。在中国最敏感的靖国神社事件上,福田则在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应该从大局出发处理日本与中韩的关系,日本首相不应参拜靖国神社”。为此,他主张建立新的无宗教国立战殁者追悼设施,以区别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历史上的中国与日本,一直都处于和平交流的状态,19世纪末通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发生了脱亚入欧的快速变革,从而使两国关系逆转为战争关系,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日本侵华则完全改变了中日之间仅有的和平想像而使中国社会普遍将日本视作敌国。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同样互为对手的美日已完全变成为战略合作的伙伴国家,然而中日双方的合作进展始终都受制于对立的心理情绪。这两个亚洲国家,是时候在21世纪实现真正和解与共同合作了。这一点,欧盟已经在前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继2007年11月28日中国海军深圳号访问日本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也将在2008年首度访问中国,这样,中日两国军方的僵持终于破冰。
  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合作,其最大的契合点与中美战略合作十分相似,均是超越两国而达成更大范围内的共同合作与利益推动。这种“超越中日”的战略目标,可以理解为中日均共同关注的“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同时以此而达成与世界更广泛的合作事务,于此,中国的“扩大合作”理念才变得更加富有世界的建设意义。
  值得世界关注的是,2008年的中国政府正在掀起一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新政大讨论,如果说,30年前在中国所兴起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执政党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变革的开始,那么,30年后的这场“解放思想与扩大开放大讨论”则是中国对于世界的重新发现和重新想像,与此同时,世界对于中国的想像亦可以全新开始,使中国与世界,都更有可能在这个新历史的时空点上获得全新的共鸣激发,而一个平等互信的新关系,也将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获得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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