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11月8日中国宋庄艺术节上，当代艺术批评家、著名策展人王林将“底层人文-当代艺术的21个案例”带到了现场。
作为一位公允的艺术批评家和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的王林，这次以“底层人文”命名的主题策展是他久有的一个心愿。在策展型录的序言中王林表达了这一愿景：在事实和体验的真实之间，感受到边缘、野地、底层、原生的自在状态，使身陷问题的我们能够重新去直面问题和反省问题，不至于在操控人心的政治势力和商业权利面前失却自我判断。
对于“底层人文”这一中国当代颇具社会学的现实性命题，最早予以关注和反思的是艺术和思想界的某些个体，这应当归功于艺术思想家们一直以来所处的边缘位置，而使他们对社会的真实具有独特的审视和表达。栗宪庭在为张建华所作的一群农民矿工的雕塑创作撰写评论文章时就谈到了中国的“国民性”，并反省了写实主义艺术家们的某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他指出人的现代化实质就是人对平等理想的不断追求和进展，并提出了“平等美感”的人的同等价值观，显然，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评论界，无论是自身的观照还是处于旁观者的观察，一个以平等姿态进入生活并代言社会的真实现实成为了一种学术导向，而这次“底层人文-当代艺术的21个案例”的举行则恰恰成为这一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思想的具体呈现。
或许，中国当代艺术之潮中，即将诞生出一些全新的思想，并影响我们这个混和与多元的喧嚣社会？
带着一些思考和问题，《Open Nation开源中国》访问了王林先生。
Open Nation：王林先生，这次“底层人文”的策展，似乎是您个人作为一位当代艺术批评家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种思考表达，从这一思考的艺术实践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王林：其实这次策展是有针对性的。自九十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存在价值，以及当代艺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股自发的、源自真实表达和现实反省的推动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许多褒扬都是正面的，将很多社会存在的问题掩盖了起来，作为我们社会整体文化的构成来说，大家习惯了中心到边缘、高端到底层的社会结构，这是一般主流上的认知，但对于当代文化来说则不是这样的，这之间就存在了当代文化与艺术价值观对传统社会价值结构的消解，而如何呈现社会的真实，是当代艺术的使命。
Open Nation：作为一位当代艺术的批评家和理论思想者，保持这种冷静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有着一种高涨的热情，这种状态下，作为当代艺术的使命能够给到艺术家们怎样的启发？
王林：艺术所担负的是历史、人文、审美以及文本化的价值，这次底层人文的21个当代艺术案例，其实还有强调文本价值的意思。这些具体的、个人的艺术创作，相比起整个大写的社会主流价值而言，是小写的，但是会更为细致和真实。作为艺术本身的语境，中国当代艺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二个误区，一个是市场化的指标来作为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比如大家都爱谈论谁谁谁是一线画家，彼此攀比，形成风潮，形成特定的一个圈子，圈子里讲求怎么和市场接轨，如何相互推崇，如何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名声，在今天这个尚不健全的中国艺术市场，一些既得的利益者应反省这种利益获得的合理性，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艺术推动社会的使命。我认为，艺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不能和农民革命一样，以成功为止，革命的时候是草寇，成功之后是地主，总是想要守住什么，要知道农民革命从来都只是权力的更替而不是社会体制的演进，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就是要破解这种意识。第二个误区是把一些流行的卡通式符号作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标准，这在艺术批评上往往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判断，现在，这种符号化、卡通化的艺术很流行，在这种流行背后，实则掩饰了文化工业、权势和资本对艺术的操控性，艺术不是某种绘制的愉快，而是艺术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反应和真实呈现。在这个时候，艺术所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问题。这是艺术的力量，也是艺术的使命。我想说明的是，当代艺术不是来描摩社会的表征，把许多价值掩盖掉，而是不忽略真实，让这些真实保留在人们的视线中。
Open Nation：是否可以这样说，这次底层人文的主题策展，就是为了呈现这种真实，并通过这种真实而表达您所说的艺术的使命性价值？
王林：这个展览本身的思索，是如何对当代艺术予以推进，把更真实、更有力量的价值呈现出来。这种更真实、更有力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于艺术的观念，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底层，看待真实。其实，反映低层的艺术作品并不鲜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乡土、伤痕绘画上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比较一下，今天艺术反应的底层与当年有何区别？过去的底层，有着一个对象是客体而艺术家是主体的关系，艺术家过去是抱着同情、关注来描摩底层，这就有些像官员到民间作秀，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样造就的影响力往往能够给艺术家带来许多的好处。而现在的当代艺术则是将底层作为一主体，同时将对象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客观背景，这样，艺术家的主体角度转换了，而底层对象的主体有了一个社会公共问题的揭示。比如说农民工问题，并不是农民自己造成的，而是城市造成的，我们是城市人，那么我们即成为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艺术家本人并没有置身于问题事件之外，而是对象问题的共同承担者，也是问题的责任者，因而，我们和底层在这一意义上都是问题的主体，这样一来，就改变了艺术家置身事外的身份。过去，是对象有问题，是底层有问题，艺术家没有问题，只是观察者、同情者，现在不同了，艺术家和对象共有了一个问题的主体，这使当代艺术有了全新的主体表达方向。
Open Nation：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共同价值社会的到来？或者说，艺术家通过这种主体之间的转换而开始发现了人类的共通性和价值的平等性？
王林：是的。这是一个人文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当代艺术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有了这样一个真实而客观的共同价值主体，当代艺术与社会底层可以同身感受。底层有底层的苦难，也有底层的幸福和欢乐，底层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当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只是对这种价值的真实表达。有了这样一种艺术的角度，当代艺术也就拥有了诸如哲学的、社会学的、田野考察和博物馆的等等表现方式，这些方式尽可能排除掉艺术家的主观介入，这种艺术家的主体意识的退出，而使对象的主体性获得加强，这也是当代艺术从创作文本推进到当下的批判文本的一种具体呈现。
Open Nation：您在艺术创作中将反映改成了反应，这一字之别中是想要表达当代艺术创作中所强调的那种“真实”么？
王林：什么是艺术的真实？如果仅仅艺术是只一种“反映”，那么只是对事物所产生的表征的投射，它的真实性就会值得怀疑。而艺术家的“反应”则不同，它是属于艺术家个人的、生理的、生活的、世界观的，是最真实同时也是能够深入骨髓的。当艺术家在从事这种底层艺术的创作时，他同时也会进行着问题本身的反思和反省，把所有底层的、非底层的问题一一揭示出来，这种个体化的反思和反省，是当代艺术的元动力，而不是代表着某种正确、正统的观点来说话。这种真实的自由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灵魂，我们不能去假设艺术家的良心是纯洁的，也不能回避这个社会各种操控性力量的存在和影响，只有保持这种反思和反省，才有可能揭示这些操控力量的存在。我有一句话，艺术应当反应生活，揭示生活，但不一定高于生活。艺术创作都是一些个案，但集合起来，就能揭示出社会的状态和背后的诸多问题，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艺术家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真实的反应。
Open Nation：在底层人文这一话题上，您似乎一直都保持着一种批判文化的格式，并强调体制的表征艺术到达事物本质的深度，这种将艺术和社会的结合中，您更推崇艺术本身真实的自由性和自发性？
王林：今天，艺术家们的中国生活经验被忽略了，中国艺术由于国际接轨所带来的名和市场带来的利所分化。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前卫和批判的文化，随着国家的开放以及世界的关注而获得了体制的宽容，这种体制化的进程中，又意味着这种前卫和挑战的招安。体制的接受和宽容不是坏事，但是体制的收编则值得反思。今天，当代艺术界取得话语权是为了地位和名利，一旦得到了，即成为既得利益的保守阵营，而失去对艺术真实的追求和探索，我个人是这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的。今天的艺术家们往往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时代的反省而批判启蒙社会，但忽略了中国自身所处在前现代社会的现实，从而形成了艺术思想上的缺失。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比较混杂的语境，从中国社会来说，它处在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相互交织的历史地带。前现代所关乎的是一个社会启蒙的问题，它类似于卢梭的时代，其本质是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人格的培养。今天，公民自由的优先权还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一前提，只有这个前提实现了，艺术才有可能针对启蒙社会反省。现代社会的核心则是形式和个性的问题，形式就是体制，需要是不断的立法来建立有效的社会机制并保障良好的运转，而个性则是人本价值的社会承认，现代艺术一直都依循着这两条线索上推进。后现代则再一次对现代社会实施了消解，将体制和个性消解为特殊的文化性格、文化语境和文化的差异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意识形态上某种程度的开放，信息的同步，文化的交流，也使中国艺术与世界有了更加丰富的融合，这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很好条件，也使中国艺术今天所处的阶段拥有了各种可能。
Open Nation：这是否还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着产生伟大艺术和思想的可能？
王林：撒切尔夫人曾经这么说过，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认为中国没有伟大的思想。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很深刻的，可以视作为一句警戒。艺术是领悟性的、思想性的，如果一个大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这种应当具备的大国思想，会是有负于使命的。所以，我强调中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经验所造就的深度体验，1993年所举办的《中国经验》当代艺术展，是这种深度体验的一次有益开始，为此，我认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都应有自己的“深度追求”。人不可能是这个现实的直接反应，每一个个体都是有深度的，都是带着想像、精神和生理来反应事物，强调深度追求很有必要，这样才有可能穿越社会的表征而揭示表征背后的更多本质，这种在表征与本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深度探索，将会让艺术家发现更多的交叉价值，从而获得某些特殊性的思想成果，这种特殊性的形成恰恰是说明中国文化和艺术思想的自我形成和丰富。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有的葆有不去的一个大国情结。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小国，那么我们的艺术界和思想界也就很容易去认同和服从文化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应当对世界文化有自己的思想贡献，这是一份历史的责任。
Open Nation：这一点，也正是目前中国文化大国的战略。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艺术思想本身，都可以找得到这一时代的共鸣。如果能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的当代艺术应当可以从喧嚣和骚动之中脱身出来，寻找到自己应有的归宿吧？
王林：这里有一个艺术的出发点问题，这个出发点就是从人的精神需要出发，每一个个体的精神都需要生长，需要不断丰富和升华，这种精神生长的可能性呈现，就是艺术，如果离开了这个出发点，我不知道当代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当代艺术的价值是此岸性的、当下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在场性，它与我们的生活是一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归宿，是从历史的阐释中获得价值，使这样的一个片断获得历史特殊性的价值认定。明年我准备做一个“在场的历史”的策展，就是将当代艺术中的一些优秀的、独立和真实性的作品收集起来，这样来揭示当代艺术的力量和存在价值，同时用以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存在着的历史遗忘和集体失忆症，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Open Nation：您所谈到的这种历史观，是不是一种文化中的深层次的独立思想，同时也表现为当代艺术所应当坚持的一种深度追求？
王林：我们的历史意识缺乏，与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关。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传统的，但对传统的材料并不拒绝。我所说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一种新历史主义，是建立在历史的客观延续性上，在中国，这种延续性又是建立在历史的断层上。我们所倡导的新历史主义，还包含了对今天的权力、中国已经变化的文化精神和传统进行的种种反省，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根植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新历史观的反思涉及的领域很多，对今天市场经济所盛行的金钱资本、权力资本、社会公平规则以及社会的潜规则都应有自己的图解，表现在当代艺术上，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感悟和理解，这与过去的历史观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是一种体制性的主流观点，而当代艺术则站在了底层、边缘和野地，它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社会。这种从传统中心退出的话语机制在我看来是好的，至少，当它处于边缘时，艺术更具有真实的穿透力。越是去中心化，这个社会则越可以证明边缘的价值，这也是平等的价值观，独立的价值观。现在艺术界的实质，是一个大的名利场。艺术家拥有个人的利益实现，这不是坏事，但如果仅仅以艺术的个人利益为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我所想做的，就是为当代艺术寻找一条真实而具有自身力量的道路，推动艺术的自由，当艺术界热闹起来的时候，我则有些旁观。我之所以做艺术批评，纯粹是因为我喜欢。
Open Nation：那么，您所做的这些批评，是否在意今天当代艺术界的回应，有多少赞同您这种观点？
王林：我不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只是强调人文的、深度的，也是不大被大家所关注的。我的这些观点一点不时尚，也不时髦，不是那种风潮式的，或许我做的是别人不感兴趣的事情。把一个艺术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出来，它就会有影响，思想不应当被淡化，更不能被遗忘，反而要让思想强大起来，我处在这种状态下，强调思想的力量。这不是暴民的思想，也不是顺民和臣民的思想，而是一个公民意识所主导的思想。
附图：
1、四川美院校园中的一尊鲁迅先生的雕像。这位对中国国民意识执着尖刻批判思想的斗士，一直都备受争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艺术批评，在每一个时期，都对当时具有醒世的作用。
2、在王林独立于初冬的这一形象里，有一些属于人文思想和当代批评家境界的所涉。
3、中国年青的美术系大学生们，他们是否会在不久之后的艺术和人生路上能够感悟于王林先生所强调的“深度追求”，而使中国艺术具备伟大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