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类，主要指在企业与组织内投资于专利、技术、方法、品牌、软件等核心技术与知识资产竞争力的行为、能力与成果。这种创意的组织智识能力，以一种内嵌于企业内部的要素聚合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资本与社会资源的创意结构关系，成为企业与组织持续成长的结构性动力与基础。企业的专利技术、设计能力、品牌形象与营销策略等组织智识与无形资产，也对创意企业生存与行业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创意成果在此被再创造地应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品制造生产。

　　基础类，主要指思想、理论体系与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戏剧、绘画、纯音乐、理论等原创性作品与这些作品得以生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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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产品大都依靠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天才或勤奋创作而产生，成为一国、一地、一市、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创意产品在此并未以产业形态出现，但为创意产业的主导产品与衍生产品提供了基础支持。

　　创意思想在精英人群、政府机构、知识阶层与社区自治组织中的影响，也包含了对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建构，如国家的宪政思想、NGO组织的作用、社会自治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都显示了创意思想的重大影响力。

　　同时，作为一种城市战略、城市设施与城市环境，这种基础更主要地同政府、城市与文化的创新、识见与投入相关。由于互联网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创意城市的区位因素虽然仍具重要作用，但已不构成决定要素，像电影大片《魔戒》，就不是产生在美国好莱坞，而是依靠数码技术，诞生于新西兰这样的电影业非主流地区。美国弗罗里达教授提出的“人才、技艺与宽容”创意经济三核要素，主要指城市与管理者要创造足够的创意人才生存、生活与发展的良性基础环境与条件。创意人才总是流动聚积到更适宜创业与创造性工作与生活的地方。

　　创意产业的要素聚积，需要创意阶层、城市环境、社会资本与政府、企业的共同协力与推动。美国的佛罗里达教授根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综述了创意阶层对“城市利便性”(Urban amenity)的追求与聚集，其主要指标包括“人居环境、传统文化、异质多样、宽容开放、创造发明、全球化发展”等。城市资本（制度、文化、设施、利便等）成为创意产业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香港大学许焯权博士领导的香港创意指标研究课题组，提出了推动创意经济的四大资本即“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认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创意产业不仅仅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城市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构成了创意产业的基本结构，而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的发展模式，呈现为“政府驱动型、艺术家原创型、社区合作型、企业推动型、传统保护型、文化工业型、旅游泛化型与旧城改造型”等多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