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介绍我时，老说我是音乐人、制作人或经纪人，这些我都不喜欢。我骨子里就是个商人。”在最近的一次网络音乐的活动上，宋柯乐呵呵的说：“我就喜欢接受IT媒体的采访。”这个唱片圈里的老总（太合麦田公司董事总经理）从03年开始，就像孤胆英雄一般把“新技术”的思路到处向人宣讲。听众包括唱片和IT两界的人士，他们反应却不尽相同。2004年，宋柯从“大树”华纳公司辞了职，曾炒得沸沸扬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太合麦田公司折腾起了彩铃。 　

　　骨子里就是个商人

　　2003年5月，宋柯的公司与新浪网在彩铃上进行了合作，第一次从“新技术”上尝到了切实的收益。当时已有的手机铃声下载服务只涉及词曲作者的分成，跟唱片公司的关系并不直接，所以唱片公司们都没看到手机铃声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SP（服务商）们和唱片公司也没有过类似的合作。宋柯当时和新浪谈合作，因为他觉得新浪资本比较雄厚，有能力购买版权和整合资源；而且新浪的概念也比较超前，当时中国移动刚有做彩铃的想法，还处在测试阶段，新浪无线就最早拿到了版权，让彩铃上线。然而宋柯当时所在的华纳公司并不想开放资源，所以他就拿出了自己麦田旗下的资源，用朴树、老狼和高晓松的几十首歌做了彩铃。彩铃让唱片公司作为一个录音版权的拥有方真正地收到了钱，“因此我认为它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从2003年的中国移动彩铃测试阶段开始，宋柯就用老狼的《虎口脱险》做彩铃业务。直到现在，每个给宋柯拨打手机的人，依然可以听到这首歌。其实，宋柯并不是一个新技术的狂热使用者，自认对很多新技术并不敏感。他的这个彩铃还是让公司里的年轻同事帮忙设置的。

　　现在，唱片公司与新技术的合唱已经从另类变成了主流。宋柯旗下的公司在“新技术”业务上的收入已经超过了CD和卡带。在这一过程中，宋柯一直非常赞赏中国移动所起到的引导作用。身处饱受盗版之苦的唱片行业，宋柯更愿意强调这一点：“内地的传统唱片行业一直没做好的原因，就是各个环节的正版意识都不是很强。比如在销售终端上的零售商既卖正版也卖盗版。在新技术领域，中国移动就是一个消费终端，但它非常具有版权保护意识，它要求SP必须有严格的版权授权，其产品才能在中国移动的销售平台上上线。如果没有移动的这种措施，SP不会意识到买版权，因为音乐内容的获得太容易了，但正是因为这个版权要求，SP才会和唱片公司合作，而且各方都得到了相当好的利益，这个蛋糕也越做越大。电话铃声变成彩铃，从一个创意到技术平台的搭建，到技术手段的实现，再到版权的保护，这些都是中国移动实现的，如果没有中国移动，各方获益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除了彩铃，IVR（互动式语音应答）、彩信和流媒体等娱乐相关的服务业也在一点点地做起来。”

　　“中国的唱片业落后国外太多，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像国外娱乐工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和风光”，宋柯戏称，“如果我在国外拥有这么多的一线艺人，早就连岛都买了”。幸运的是，现在唱片工业在新技术领域获得的进展开始超出了他的想象；而且在这个领域上，中国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庞大的用户群足以让人兴奋。 　

　　曾经的校园歌手

　　宋柯有一副好嗓子，曾在1985年首都高校外语歌曲比赛中获得亚军，而冠军就是家喻户晓的刘欢。刘欢曾开玩笑说：如果那时候他们接着一块儿往下唱，说不定早就成“羽泉”了。

　　宋柯是工科出身。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宋柯“威名犹存”。后入校的高晓松曾回忆说：“在大草坪弹琴唱歌，我必唱《一走了之》，那就是宋柯写的。有次听人说宋柯回来了，在校门口喝酒。我记得是冬天，哈着气，隔着玻璃看见中间一人和大家觥筹交错，一派大哥样儿，那就是宋柯。”

　　但宋柯并没有选择自己成为歌手，而成为音乐工业里的一位商业好手。1996年，宋柯回国后创办麦田音乐制作有限公司；2000年，宋柯加入华纳唱片中国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和制作总监，旗下拥有周迅、朴树、老狼、金海心、达达乐队、美眉组合、叶蓓、译乐队、火星电台等艺人；2004年3月，宋柯自立门户成立太合麦田，以八位数的天价收购刀郎的新技术版权和红星唱片的版权。

　　现在，宋柯依然在中间联系着很多人，包括运营商、SP和歌手等等。 　

　　“市场需要细分”

　　唱片业历来习惯讨好低龄群体。“刀郎刚红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特别可笑，因为刀郎代表的就是你一直忽略的那块市场，攒了这么多年能不卖得好嘛，卖得不好才怪呢。”宋柯对自己身处的内地唱片业批评得毫不客气：“我觉得华语音乐在细分市场上做得很差，已经差到很烂的地步。大家全挤在特窄的一条道儿上，有一个周杰伦，就还要复制一个和周杰伦差不多的人来，否则就觉得卖不出钱。那种狭隘的审美标准掩盖了多少可以生存得很好的音乐，最近就有好几个另辟蹊径的大的成功案例。”

　　别看偶像什么的嚷嚷得热闹，宋柯透露生意经：演唱会能赚钱的都是老歌星。周杰伦的演唱会一定没有刘欢的演唱会赚钱。“为什么？因为小孩没钱，喜欢年轻偶像的多是小孩。听刘欢的歌迷都是很有钱的，花几百块钱买张票不算什么，能够了却自己的一个梦想，支持一下自己喜爱的老歌手。所以刘欢演唱会场场爆满，每张票都能卖出去，而且还都不便宜。”与此话相映成趣的是，即将在7月9日举办的周杰伦北京演唱会将实现“全市无售票”。三万多张的门票被中国移动拿走两万五千张，用作动感地带“存话费得门票”的礼物；剩下的五千张则被另外两个周杰伦代言的服饰品牌拿走。台北巨室音乐娱乐制作公司总经理赵少威表示：因为周杰伦的歌迷大部分是年轻白领，买门票对他们来讲负担很重，所以以这个方式回馈歌迷。

　　宋柯曾以蔡琴和许巍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唱片市场需要细分。“内地的华语流行音乐有十几年的历史，却一直没有构成一个成熟、多元化的市场，没有变成一个有流行的、有偶像的，也有另类、摇滚和舞曲的细分市场，所有能卖的唱片只有一类，那就是偶像和情歌。日本，同样是一个亚洲的国家，那里的音乐非常多元化。我们国家的女子十二乐坊的唱片刚刚在日本卖完100万张，这说明日本的市场很成熟。一个市场不多元化就意味着风险很大，很难赚到钱。内地的目标消费群都瞄准在15岁～25岁的青少年，这恰恰不是一个消费能力很强的年龄段。这是咱们这个行业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光埋怨盗版，其实可赚钱的地方多的是，刀郎一个人产生的价值就有好几个亿。”

　　中国手机用户有两亿多人，彩铃用户占10%，就是2000多万人。这个基数太大了，就算用户不频繁更换彩铃，总的下载量也非常大，现在排名第一的彩铃歌曲每月下载量在一百万人次。“这个庞大的市场更需要细分，可以有歌曲、有搞笑的，这都没关系，每种类型都会有需求。”

　　“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有财富标准，没有知识标准。”宋柯在媒体上看到这句话，觉得有道理，忍不住转述一下。“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变的阶段，人们对财富的需求都挺大的，这是一个追求的过程。但是等大家都差不多了，物质需求就会减缓。我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都开着两万多美元的车，房子都是贷款买的，大家也都吃不起馆子；钱都用在旅游、看演唱会和看电影上，靠这些休闲消费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中国现在靠年收入标准划分中产阶级，这在大城市还可以，在中小城市不可能成立。中产阶级应该是维护国家经济和水准的主要人群，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大众而不是小众。但这些人都很忙，未必对新技术有很高的消费。收入高的人在新闻、财经和健康方面消费较多；年轻人在游戏和音乐等内容上消费较多。其实，中国有这么多手机用户，只要产品设计得足够合理，价钱足够合理，有一千万人爱这个，另一千万人爱那个，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