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关于人自由的问答之二
问:上次你谈到,人自由这一命题中存在着“人不自由”的主观局限,这是不是意味着“人自由”的推动和发展恰恰是“人不自由”的主观盲点的一种消解过程?
答:在逻辑上是这样的,不是矛盾,也没有冲突,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
问:从“人不自由”到“人自由”,这个过程需要怎么的解脱才是最好?
答:自然最好。而问题是,我们认识自然和认识自我是同样一个难题。社会的各个方面,自设的障碍太多了,反而不自然了。
问:那么,你认为如何才能回到自然?
答: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中国老子的方式,即无为方式,也就是绝学而弃智。即不要有知识,更不要谈论人间的智慧聪明,这样,反而弄巧成拙。这是道家的思想。不过,要真做到这些,几乎可以说是难以做到的。我认为第二次方法更好,就是科学认知。道家思想有消极的方面,容易产生群体惰性,做到绝对时,就回到原始社会了,回到旧石器时代,我想,就没有几个人会答应了。而且,道家思想,和所有的思想,也都不用言传了。实际上,我们认识道家思想,可以从相反角度来理解,即认识到自然规律,认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要人为抑制和过激。知其雄而守其雌,知白守黑,这几句话,道出了道家思想的现实真髓。它还是一个积极的教育思想,只是隐藏在了“无为”的背后。它说的“无为”是手指,指向“无不为”的自然规律。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就会来到第二种方式上,也就是追求真理认知的科学方法上。“科学”是个很好的手段,中立、客观、积极而且实证,转化一下,就成为实用了。
问:你重新看待了“无为”的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也认同。那么,科学认知对于“人自由”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答:罗素曾说过,清醒的文明与科学大体上是同义语。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的定义与世俗社会的定义、宗教的定义以及传统权力管制下的定义都不同。科学尊崇的是客观自然世界的本质规律,在这个层面上来定义“人”,就会形成全新的认知,是可以很好地、论辩式地、客观而公正的解剖“人”。在科学认知的领域中,“人”既是客观的物质,同时也是自然精神的产物,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与自然同质而异体,既有所有生命的生理机能特质,更有精神的独特追求,这种精神是自然能量的赋予,不能被夺取,一旦被夺取,一个人就不是“人”了。科学来论证人的社会、人的伦理、人的义务和责任、人的生命与人的尊严,都会获得这种自然能量的认知,从而证明并促使我们实现“人自由”的本质回归。而且科学认知“人”还带来了个很好的衍生结果,那就是用客观消解掉主观,因而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宽容度。宽容是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各自的主观,这样,往往容易形成偏颇,产生出“人不自由”的意识局限,而宽容与理解事物的能力就有限。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人不自由”的社会意识,便在这个“人不自由”的意识之中行事了,社会则成为一个不具宽容度的社会。所以,“人自由”是与宽容的社会道德相同步的,而“人不自由”则与社会的不宽容直接相等,它们是同一个概念下的两种不同定义。
问:那么,是否意味着要从一个不宽容中培育出宽容来,或者,从一个主观的人来认识客观的“人”,由此而消解掉“人不自由”的观念意识吗?
答:是的。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体,然而,返身看一看自然就明白了,它的它的尺度和法则,人类不能违背,它仅仅只是有一个巨大的包容尺度,所以,看起来,自然世界是用宽容来引导人类认识宽容的。实际上,当人类越界之时,就会受到自然界不宽容的打击。有时,是毁灭性的和灾难性的。这一点,《圣经》上记载了不少。
问:将这种观念予以社会性的转变会不会有难度?
答: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难度。让科学观而替代传统意识,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也不难,只是没有这种以真理为目标的根本教育。让一个人获得更多的宽容,关键类于我们自身能够做到更多的宽恕,这就需要真理的内心中的支撑。一个失去真理的社会,会在主观之中形成闭合,最后关门,不宽容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根本动力在于开源,由开源来推动一切。对于个人而言,开源才能发现自我,开源也将遵循自然的逻辑看到科学的光芒。
问:你所指的开源与开放有什么含义上的区别吗?与科学有特别的关系吗?
答:开放是一个社会系统或意识观念的态势。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谈开放,一个闭合的系统也可以谈开放,主动张开一点或者被动打开一些,都可以说开放了。中国前30年,是内部改革与意识形态的逐步开放,这种开放还是基于主观因素的。开源则不一样,它是由客观的规律所主导的主体意识,是系统本身而非形式上的态势,是开放系统构成的因,而开放则成为了果。在闭合系统中,只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程度的开放,而没有开源。21世纪的中国,将由开源来引导,政治变革也好、社会发展也好、经济提升也好,教育改革也好,都将是开源的结果。源是自然之本,是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尊重,现在注重环境了,尊重自然了,以人为本了,都是开源的迹像和表现。因为源是客观规律的呈现,所以,科学很自然地与开源相呼应,因为科学的本质就是开源,得到客观规律见证,并由此而引导社会进步。
问: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中,有没有过开源的时代?
答:有,大的时代我们谈到过,集中在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那就是早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源,什么流派都有,都努力揭示自然与人、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的客观关系,都试图找寻到理想人类社会与理想国家的治理运作法度。后来,这种开源在整体社会系统中被闭合了,但也留存了许多边缘化了的个体开源思想,但都没有形成气候,对社会影响也不大,不成主流。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一直都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人物,但是中国封建的帝统专权太过于强大,而中国社会意识又都形成了这种依附强权的心理认识习惯。从整体社会的历史角度来说,开源时代是2500年后的今天了。这个距离很漫长。而在宇宙时间里又很短。
问:现代以来,除了改革开放的30年,是否还有过开源的时期和人物么?
答:有的。都很短暂。汉代曾有一位淮南王刘安,邀集天下学家方士写了一部叫《淮南子》的书,是一部史料丰富而学科众多的思想专著,是开源的一次大实践,可惜终结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一次开源的发端,争吵得很厉害,民主的、科学的、革命的、阶级的、保守的、倡导西学的、尚武的、崇文的,左派的、右派的什么都有,鲁迅是其中一个代表,梁实秋、胡适等等皆是,还有一个陈寅恪。陈老先生在这里可以说一说,很有特点,也很特殊。他是一个经历了传统私塾,又在日本、德国、瑞士和美国哈佛以及法国政治学校等就读的中西合璧式的语言学者,又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深通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国学深厚,国史精熟,同时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政治思想,所以,自1920年代就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可谓中国开源思想的一位巨擘。解放后,他留居国内,被中国政要推崇,邀他担任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公职,但是这位老先生,颇有个性,提出条件,这个条件在他1953年所写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是这样要求的,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等于是他个人直接向毛泽东和刘少奇要求并开具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书面证明,这在当时,是无人可为的,陈老先生居然为之。当然,这样的条件对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而言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他最后也就没有就任。文革的时候,这些要求成了死罪,因而他也历尽浩劫,1969年含悲而逝,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已年事79,双目失明,什么话也没有,只有泪流下来。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悲哀,会有多深重,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悲哀啊。而一个开源的小小要求,却成了大罪,可以看到,“人不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更是一种对“人自由”的杀伤力。
问:今天的新世纪,我们对于“人自由”的推动是否会消解掉这种“人不自由”的杀伤力?
答:完全可以的。我所说的“人不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封闭性,通过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开放30年,已经达到了可以总结与展望的新时期,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这种总结和展望的成果,同时也是科学成为开源意识主流的结果。这是令历史欣然的一页。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应当更加积极地向前看,认识全新的主题,推动人自由,推动人类幸福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