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的官员们，应清醒意识到，是认真向科学家们学习，当好科学家的学生，做好人民公仆，用心体验科学高贵情操与精神的时候了。

　　中国维新：纪念改革开放30年

　　瓦尔特.惠特曼写下如下之一的句子：

　　一个世界，而且对我说来是最广大的一个世界，

　　是可知的，那世界便是我自己，

　　无论在今天，或者要在百万年千万年之后我才会见到属于我的一切，

　　我能在现在欣然接受，也能以同样的欣然的心情长期等待。我的立足点

　　和花岗岩接榫，我嘲笑着你们所谓分解的谈论，

　　我深知时间是如何悠久。

　　即使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结束之际，一场覆盖全国的巨大而持续的政治动乱才告消止，这个国家7亿人民刚刚从这场历史浩劫中苏醒，文化断裂，经济贫瘠，社会物质极其匮乏，大众生活清贫不堪。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会怎么走下去，这个民族将如何获得历史的振兴？1978年，右派们摘去了帽子，开始陆续回到他们原先的岗位，或被重新分配到适合他们才能发挥的位置，中国高等教育的考试也得到恢复，一批上山下乡的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次进入大学的课堂，1979年，一幅有着裸体的壁画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成为文化与审美开禁的先锋之作，这时，身任共产党和国家主席的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必须改革和开放的全新战略思想，就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道路，出现在这个灾难深重和历史同样深重的国家与民族面前。没有谁会预想到，在这样一条全新的开放道路上，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恰恰就在100年前，因为1840年和1860年的西方入侵战争，让中国被迫认知了一个原来不曾预设过的更大世界，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末日梦想很快就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之下分崩离析，1862-1875年的同治中兴，可谓是中华封建帝国首次主动发起的“自强变法”。这场运动的得力干将是晚清政府于沉沉欲坠时启用的李鸿章。这位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汉族重臣，在一封给同僚的信以及向西太后慈禧呈报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表达出对这个古老帝国的深深忧患，他是这样的写道的：

　　处今时事，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

　　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得出这一“内须变法”在当时所显的急迫，同时也看到了“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新思路的轨迹，也就是效法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的各国列强，学习他们的政治之体、经济之道、军事之法，从而实现中国振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变法就是要放弃遵循千年的祖制，开国以图强。显然，这样的主张发生在100年之前，其所面临的巨大保守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很快，这场“变法”便演变成了一场宫廷之斗，最后由慈禧太后以将同治皇帝打入深宫而告结束，到这位至死都想着维护祖制的西太后最终溘然而逝时，历史已经进入到1910年，就在第二年，辛亥革命最终革除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之命，从而进入了一个民国的新历史。

　　广大的世界和悠久的时间中，会产生出什么？或许，是一个不断欣欣向荣的昌盛之国，或许，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愚顽之世。1858年的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是这样评价这个国家的：我们的商人要想在这个广阔国家的内河中往来航行，要想在中国的城市做买卖和在他们的乡村布道，而又不在中国人顽固怀疑的硬壳上消磨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他同时也指出：中国的整个制度就是一个有着坚硬而易碎外皮的空壳，什么时候给它适当的一击，它就会完全消失。

　　这就是中国在当时世界列强眼中的样子。显然，当时间推移至20世纪的70年代末，新中国在其首个30年结束之际所留给世界的印象，似乎也有着同样相似的模样，而且，更有着毫不务实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自我闭锁的大国情结。即使是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回到当时，也都会对当时的境况匪夷所思而很难理解：我们怎么会毫无自己的思想、毫无创造的精神、毫无生活的激情，所能有的，只是一个群体的盲目？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时，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这个执政党和广大的人民，那些刚刚才从心惊肉跳的打压之下稍稍抬起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才突然听到了一个久违的词语：真理。中国在这二个30年的开端之际，“真理”开始浮出了禁锢已久的思想，牵动起这个民族久久迟滞的情怀，让那些在深渊与绝望中久久寻觅而愿放弃的人们，忽然看到了来自真理的一线光明，这道光，让他们禁不住潸然泪下，血为之涌动。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源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由真理而开始的。

　　瓦尔特.惠特曼写下如下之二的句子：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到我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了书本，停止了苛刻的非难。

　　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从一个客观角度来看，中国封闭意识的突破，并不是因为中国自己，而是来自世界的外部力量。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到17世纪渐次启动的民主思想与工业革命，继而到19世纪的东西方交遇，继而将科学与民主思想播洒于中土，继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根植于东方，继而使中国向世界发达国家派遣出一批又一批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科学思想和民主精神，因而渐渐开启了现代中国面向世界的全新视野，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化加速，世界贸易的加强，东西方冷战的打破，互联网带来的资讯普及，都随着中国在第二个30年所启动的开放战略而不断给予这个国家和民族以更多的启示，同时展现出一幅人类未来发展的全新图景。

　　选择开放还是选择不开放，实行改革还是不改革，倡明科学还是不科学，就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初，成为了社会大是大非的大辩论。而在更大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无论是苏联还是北朝鲜和越南与柬埔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治国方针也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奢侈的城市，而是重新从乡村开始，这样才能保持理想的纯洁和社会的高度同一，所以，他们把大量的城市人口均赶出了城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革命的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平等世界的革命方法，但却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如何在不再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时代来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实现人民生活的真正幸福，在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到来时，这一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以及宏观发展学都一齐摆到了中国执政党的领袖面前。深圳建设之初，一批中国解放革命历史中的老干部在参观这片率先改革开放的热土之后，居然会回到家中扶床痛哭，大呼道：革命流血牺牲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在他们的眼里，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它都改变了颜色。可以见到，这场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新政实行，在中国上演是如何的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