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3年，美国海军将军佩里驾着一艘黑乎乎的铁船驶入东京港的浦贺湾，船坚炮利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守卫国土的日本武士俯首称臣。对日本来说，这艘“黑船”不仅是西方的武器，同时也是一扇开向世界的窗口，从中他们看到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15年后，在武士的支持下，日本推动了明治维新运动走上了兴国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场以年号名命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全方位的创新运动。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最大的一些企业和一批精力旺盛的生意人涌进中国，他们在此地制造产品销往全球赚足了大笔的钱，同时也让我国地方政府收缴了可观的财税。但这些企业带给中国最大的财富是他们输入的新技术与新思想。或许来得有点迟，不过10多年后这种单纯的商业活动终于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效应。2006年，几乎在一夕之间中国兴起了一阵“创新热”。 “创新”成了大到政府、企业，小到学校、工厂甚至是居委会悬挂宣传布条上一个最脍炙人口的概念。商业界和政治界的领袖们，在所有重要场合几乎都要高举这一面新的旗帜才能表明自己认清了“当前革命形势”，可以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他们声嘶力竭地高棒“创新”的情形完全不亚于几年前他们拥抱“与国际接轨”、“ 与时俱进”概念时的那般热情。这种积极态度和情绪，其实源自于近年日益炽热的全球化压力。当欧美各国陆续进入创新经济型态时，中国和中国商业突然意识到自已又一次沦落到全球生产与消费炼的最末端。

　　很显然，上世纪90年代末打算靠信息技术追赶西方的想法似乎过于单纯，若不想在这个世纪再次错过“大国崛起”的机会，我国下一步必须转型成创新型国家。于是我们看到，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创意产业基地建设突然雷厉风行地展开，看得令人目不暇给瞠目结舌。两年内，上海设立了近五十个创意产业园区，北京标示了十几项行业为创意产业。成都、天津、杭州、广州、长沙、昆明、苏州、厦门、西安、三亚、甚至丽江都开始了发展创新产业的计划。在政府与民间一致高喊创新的潮流下，值得我们静下来思考的是，中国现在的创意产业现状能否支撑我们走向创新型经济？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对中国创意产业做了一次思辨。

　　诺贝尔文学奖1927年得主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正式把“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字句写入这次规划中。创新一下子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不过，设立产业园区只是发展创意产业的第一步工作，接下来，我们必须诊断我们的创意活力的状态。

　　创意，是创新这个大词下的核心，可以这样说，没有创意能力，就不可能有持续性的创新。一个没有创意的国家，很难启动商业上的创新。同时，文化上的创意活力往往和商业创新无法切割，它们暗脉相连，唇齿相依。文化艺术上的创意、勇于颠覆、耻于雷同的精神，往往会成为推动商业创新的强大力量。举一个例子是，来自文化与设计界成熟的创意人才一旦走进企业，他们会拒绝模仿，耻于重复。他们将以颠覆传统另建经典为目标，努力尝试创造新的高质量的东西。这种文化上的“创意精神”如果强大到在社会上广布开来，从创意人员本身一直影响到企业经营者和资金投注者，最后就可能触及 “创新爆发点”，产生惊人的创新力。我们可以看见，几乎举凡世界上在商业领域最创新的国家，输出地绝对不只是产品，同时也包括了它的强势文化。

　　创意季风成狂风

　　当我走在北京的798工厂、上海的8号桥、深圳的中康路8号或广州大街上寻找中国商业创新的源头活水时，我发现北京、上海、深圳可以说是全中国创意活力最澎湃汹涌的城市。北京在创意潜能上，涌现的是一股躁动、热情和奔放。抛开20世纪80年代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北京现在仍然聚集着无数的文化人、媒体人、艺术工作者，再加上源源不绝每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传媒大学武文弄默行摄匆匆的毕业学生，整个北京其实是一个放大版的七九八工厂，是一块创意人尽情表演、观赏的场域。北京的社会宽容度相对较高，它始终存在一大批相当活跃的创意人，玩音乐的、搞建筑的、混传媒的、写作的、拍电影的、写诗的、画画的、广告的、策划的、设计的不论是什么怪胎、不论是长发碧眼的外国浪人、商业冒险家或是其它什么异类，在北京都能找到安身立命的一偶。这点创意活力像及了美国纽约的气质。除了民间自发性的活力，身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自政府积极推动的创意活力也很强势。总之不论在量上还是特色方面，北京呈现是自我认同式的力量爆发。

　　上海则完全是另一会事儿。上海有很强的商业性格，它的城市框架和创意产业规划让它看起来比谁都像成熟的城市。但是它在创意上相对北京却显得暮气沉沉。除了时尚、生活的媒体外，上海居住的人似乎和早年的香港人一样，对功利主义务实的追求要胜过于对文化艺术创意的热情。这种现实使得它有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硬件和生活方式，却没有相对匹配的创意灵魂。不过上海的战略发展定位为和伦敦、巴黎、纽约看齐的国际创意都市，这种清晰准确的定位确是其它城市所不及的。

　　动脑人崛起

　　正如理查德德．费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所说，创新型经济的推动力是“人才的全球化”。早年香港从西方袭来的现代化力量，使得香港的文化随着经济的起飞而崛起，并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扩散效应。如果说创意产业的先锋就是影视传媒，一点不假。香港的现代化最先扩散产生影响的，就是文化领域。当年香港广告界的人才流向台湾，促进了中国台湾广告制作进一步发展，一时之间，一些台湾先进的广告公司都泛着浓郁的香港味。港台不仅在广告制作流程上，同时在创意点子上都起到了深度的交互作用。另外一方面，早年一批广东人从香港取经回来，也带动了深圳创意产业、广州广告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上世纪80年代的港剧和90年代的港产电影也对这两个地方扩散，促进两岸三地文化娱乐型态的进一步发展。今天，广东一带的媒体发展不仅走在全国之前，同时像城市画报、新周刊等媒体更是在平面设计与内容设计上开创了一套风格明显道路。它们不仅是媒体，同时本身也是创意的源头活水。

　　上个世纪末迄今，大批跨国公司进驻北京、上海，带来的不仅是财富和工作机会。这些公司带来的生意点子和产品创意，行事规则也正在影响所一批接一批的中国人。外国受到如“中国价格”的中国模式影响，同时中国人也受到设计、创新、思维的影响。两种完全不相同的文化相互碰撞、矛盾、激起火花。去年10月中旬，在北京大学、海淀图书城旁的第三极大楼就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创意派对。这是一个由广东的《城市画报》主办的创意市集，集合了津京一带草根阶层的创意个体户，这种概念就是从诸如英国的西方世界时尚市集的概念得来。这种创意市集让这些草根级别的创意人第一次感到了创意的商业力量，它不仅是商业的，同时也是生活的。那些做小设计的、做音乐的、行为艺术的都在这样的聚会场合中为千奇百怪的设计、新的思维所震撼。创新型经济的主干力量就是来自这种对创意、对标新立异感到亢奋的群体。

　　在对商业创新源头的探寻中我最后发现，随着社会环境逐渐开放，国人愈来愈容易接触到更加开放的西方，而经济愈来愈好，中国也愈来愈有自信展开双臂拥抱世界。这些都给中国式的创新开设了良好的生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