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杨淦在北京歌华大厦会见了被誉为“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先生，双方就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趋势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约翰·霍金斯认为，看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意城市，除了看具体的统计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精神状态。杨淦指出，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和而不同”。

　　从生态学角度看创意

　　约翰·霍金斯认为，看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意城市，除了看具体的统计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精神状态。要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创意不仅仅是个体的，更是整个创意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受政策环境的影响，是否有自由宽容的氛围是政策环境影响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意经济与北京提出的文化创意产业有重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

　　杨淦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北京大力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有相同之处，但也不应画等号。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使人的居住环境、生存状态发生变化。比如说创意酒店，这个酒店的建筑创意、服务创意等等，使人的生存环境有鲜明的特征，如环保、有文化内涵、使人惬意等。他还指出，在全世界都重视发展创意经济的时候，北京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北京曾为六朝古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无关系，现在北京人均GDP达到7000多美元，消费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建议建立北京艺术中心

　　杨淦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给文化赋予新的生命，使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否则文化就变成了古董，古董只有少数人才消费得起。比如说故宫的文物，现在有不少复制品的出现就是创意，它使一般的消费者都能买到这酷似世界稀有文物的商品。文物走进了大众消费。文化创意可以从中西文化融合中获得灵感，比如说在后海的四合院里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感受皇家遗韵。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双方集中探讨的话题之一。双方一致认为，应该打造一个能够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平台或通道，建立一种有效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体制与机制，目前，这方面还刚刚起步，尚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就如何加强中英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约翰·霍金斯建议北京应该考虑建立一个艺术中心，成为中英创意产业互动交流的平台。整个艺术中心近似于艺术特区，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听取一些产业内的声音，对他们进行引导；中心的运作和管理可以委托专业人士去做，可以聘请一些中外艺术家来这里，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激发创意。杨淦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表示将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竭尽全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贸易要从“孩子”抓起

　　中西文化贸易是不对称的，当下中国的贸易顺差惊人，但文化贸易的逆差也同样惊人。杨淦指出，“中国许多精彩的演出，在国外只能是免费的午餐，进入不了人家的主流演出市场。”据了解，近几年在图书进出口方面，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00∶1以上。杨淦表示，“文化是一种关乎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现象，文化贸易直接影响到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与地位，这种现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尽快加以扭转。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要找好切入点，要从外国的娃娃抓起，了解国外小孩子的喜好。”

　　双方就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谈到了“文化例外”。“文化例外”一词源于上世纪90年代，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意识到了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性的服务贸易，认为在文化领域内不能适用WTO贸易自由原则，旨在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国文化冲击。“文化例外”要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基础。法国人谈“文化例外”抵抗美国好莱坞文化入侵，与法国有强大的电影工业有关。“没有产业大发展，就没有文化大繁荣，而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发展，需要市场的推动，否则不会长久繁荣。”杨淦表示。

　　美国向中国输出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国小孩子很沉迷，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下一代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在美国《魔兽世界》是限制级游戏，小孩是不可以玩的；日本把中国的《三国演义》改编成日本式的；美国人把《花木兰》改编成美国式的，这些改编都不能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韩国的粽子也被联合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首先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我国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表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内涵为‘和而不同’，这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杨淦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