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冷战的人类意识发展命题

　　1963年6月，在我出生之前的四个月，肯尼迪在西德的柏林墙边发表了一篇演说，指出柏林墙的建立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他说道：“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演讲发表后5个月，这位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再继26年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选择了历史性的人为倒塌。中国人也许不知道，1961年8月由前苏联与东德二万余军队突然开始兴建的柏林墙，其行动代号居然是“中国长城2号”。

　　我们大概都知道“冷战”这个流行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专有名词，然而我们并不一定意识到导致“冷战”产生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或许，更久之后，当人类回顾20世纪的两次大战以及后来接踵而来的“冷战”，会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人类在原本就多元而丰富的世界认识观中曾经过度强调了某一种意识形态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些矛盾完全是人为的，也是人类意识集体幼稚的表现。
客观事物的规律，就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而仅仅以一种意识形态来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除了自然真理本身，一切寄以人类单一认识之下的意志，都只会成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案例。这不能不使我们开始关注一个超越自身、同时也超越所有人类矛盾的更大命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我们人类的发展？在这条漫漫道路上，究竟是什么在起着最为根本的推动与改变的作用？

　　从中国先贤之王的无为而治，到战国孟子的民贵思想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到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再到笛卡尔的我思我在与卢梭的民权，从孟姜女哭倒长城到柏林墙倒塌，从中国改革伊始的包产到户到深圳中英街开放，从中国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到私营个体户与自由市场，从中国自闭一隅到全球化与WTO，从肯尼迪的演说到同年在林肯纪念堂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几乎所有人，都将这样一个根本指向了一致的方向，那就是人的自由与平等解放。这一点，就是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先祖，也将建立“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联合体”，作为人类人本主义理想实现的最高目标。

　　当我们超越冷战与自身的种种矛盾之后，当我们得出这一人性自由平等的根本答案之后，却会对许多发生在历史以及现实中的问题再次迷惑：尽管人性的论断如此相同，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在意识形态的争执以及现实人性不自由不平等的广泛存在？

　　是利益。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自由与平等的互益社会，使产生利益的权力获得平等，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一切产生利益的机会趋向平等。而假若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利益平等的社会，那么利益就只会被权力的掌握者所享受，从而造就出一个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社会。在人类社会得以建立之后的诸多历史中，利益价值观恰恰转变成为了利益权力的争夺而非人性权力的普世，权力被使用到对人性的约束和非民主的集中上，欧洲中世纪与中国中世纪在约束人性上有着高度的一致，在物质利益的不平等基础上更在精神领域也建立起强大的单一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违反人性的历史不会过于长久，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可谓是最早发生在欧洲精神领域的柏林墙倒塌事件，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是封建君权柏林墙再一次倒塌的见证，在中国，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王朝的柏林墙，然而，这场革命并没有在精神上完成对专制思想的真正摧毁，因此，思想意识上的自由与平等还需要我们进行新一轮的宣讲，这一点，也正如肯尼迪在柏林墙边所说的“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以期望“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

　　这样的观点，与马丁•路德•金所慷慨宣扬的梦想如出一辙，“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因而人人都应怀抱着“生而平等”的自由追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判断：20世纪以来，人类最大的动力并不是科学的发明创造与经济增长的奇迹，而是对人性自由加速解放的潮流，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将人类的正义与自由平等作为了共同追求的事业，显然，这一事业乃是超越一切其它事业之上。

　　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做的，便是加入到这样一个人类的事业中来，不仅是国家与政府，更需要有中国的人民。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以“自由平等”作为立国之本并通过自由而获得社会发展的国家们，仅仅只会把《权力法案》、《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自己一国的政治调味料，当世界以及人类的社会中还存在着诸多的柏林墙之时，民主自由的思想与人性的解放便自然而然将成为人类共同的使命。即便是单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唯有人性自由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追求个人利益梦想的实现，而人类社会整体的繁荣与幸福，则必须是个人利益发展总和的结果。

　　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客观真理。

从美国超越遏制看人类利益共识

　　这里涉及了我们在这个新世纪看待世界、同时看待美国的方式和态度。无论我们是否仍处在一个隐忍不言的“后冷战”意识中或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意识层面，我们看待世界与美国的方式和态度终究都将转化为我们的行为。

　　显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50年以来的世界超级大国和它的种种行动，然而，透过这个超级大国的表面而探究它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则是更为重要的。

　　这个超级大国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呈现出全球的强势领导力，也许，了解这种领导力的由来会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多。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联苏维埃总书记并在1990年担任苏联首位总统职务以来，这座“冷战”之中一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抗衡阵营就已经开始发生内部的演变。对于这场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平演变”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所集体防止的最大敌人。今天，若是以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观来看待，我们对于“和平演变”的核心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称之为“和平演变”的东西，人类终究会发现，无论他们选择了怎样的起点，其终点都将是人性的自由解放。

　　对于一个意识自由与权力平等的社会而言，和平是真谛，而对于一个意识单一而不平等的社会而言，和平则是一种人为历史的虚假，而“演变”才会变得可怕。一个自由人用不着对另一个人去宣讲自由，他们更多是共同追求和有所创造，他们也是相互欣赏的，相反，一个不自由的人与另一个不自由的人之间，却会产生出对限制对方权力的争夺，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的自由相对多一丁点。我们说，这是人性自由的一种“变态”，这种“变态”之下，将产生无限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