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计划”的产生，其本质并非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遏制”与“抗衡”的心态的存在，更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斗争，而是浩浩荡荡的自然规律使然，是中国社会之于人本自由与平等的集体蔑视与漠然，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长期以来对人自身的忽略，因而，这种历史以及这样的价值观，在自身无法能够完成蜕变的前提下，世界将予以改变。或许，在我们所看到的，仍将是某一种意识形态和某个国家势力的部分，这就犹如我们对于艳照门的态度，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隐私和不可见人的内心变态，于是我们产生了集体失控的忿恨。在这个不再有中心和权威的时代，真正的中心和权威早已成为了我们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显然还没能完成这一转变。这个鄙弃人本的社会遮羞布其实在世界面前早已破败不堪，是我们，将屠龙之刀举向了自己。

中国自新的诸种可能

　　假若一个社会发生了危机，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这场危机的施予者，同时也将是危机的承担者。在本质上，社会的危机是由每个人共同造成的。社会的危机越大，那么则意味着个人的参与的程度越高。这是一个定律。

　　我们或许会问到，社会危机如何会与一个人发生如此深刻的关联？一个显见的答案就是：当人类组成自己的社会时，每一个人都应当将避免危机发生作为自己的义务，而当社会因为未能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本自由权力之门而发生危机时，那么更说明每一个人必须争取这种自由之权力，进而去承担防止危机的义务。

　　当我们既无防止这种危机的义务之心同时又无承担这种义务的权力时，只能说，我们将客观上向人类转嫁了这场危机，或者说，这场危机便是屠龙之刀，我们无意也无力抵御，因此，最终我们只能为危机所克。当我们“超越”了单一的民粹和国粹主义来审视时，当我们“超越”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而观察时，这场屠龙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结束，再换一个更适合我们理解的角度，则是我们选择酷睿双核而淘汰了奔4处理器，我们抛弃了捅子楼而购买了洋房公寓。

　　从某种意义上，“龙的传人”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定义，也是一个从僻远蛮荒迈向新文明高地的种族长征，其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与人类整体的会合。而当“龙的传人”成为食古不化的后代，或成为并非龙种的衰颓与缺乏自立与创造之信心的异族，那么，世界的“屠龙”则在所不免，实际上，这一本质并非“屠龙”，而是人类的去赘与自新。如果我们是人类，我们亦将如此选择。

　　这恰好成为了我们今天真正的话题：中国社会的集体自新。

　　为什么是中国？因为历史选择了中国。这是共见的。

　　为什么是社会？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不与社会不发生丝毫联系的个人存在。

　　为什么是集体？因为中国由各位组成的集体。而集体才是最有力量的。

　　为什么是自新？因为只有自我革新才有可能避免屠龙。从心理上说，这将是某种挫伤。

　　然而，无论怎样，屠龙仍将到来。也许中国未免真的刮骨疗毒的勇气，也许更多人还没有真正的醒来。而屠龙之刀则将应期而至。它是客观的、趋势的、必然的。让我们可以逃出生天的，那就是让旧的传统解构，让人本的自由平等权力得到释放，这样，拯救才有希望。

　　我们知道的，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需要作出牺牲的。无论以何种方式，这种牺牲都将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牺牲是巨大的，是人本的牺牲，也是自由的牺牲。这种牺牲之后，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为人类的前进而牺牲了。

　　我曾经谈到过关于中世纪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称为“流放”的刑罚。当我们放任了封建专制之时，那么我们自然将流放了自由，当我们尊崇了等级社会之时，那么我们则流放了民主与平等的权力，当我们放弃了独立，那么我们便流放了自尊，当我们甘愿于愚昧，则放逐了真理。这也是一个平常的规律。

　　有一些声音，把“民主自由”作为应当抗衡西方话语权的民粹主义观点来发挥，我想，这是一个放逐客观人本规则的偏见，也有一些声音，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等等危机，视为美国制华战略的绞索，同样，还是国粹主义思想的再一次放大。倘若我们再将视野扩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已经在世界上，中国的制造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已经无法不与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印度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甚至是南极与北极以及太空发生关系。我们的社会即是人类的社会，中国即是世界的国家。而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已不能将任何一种危机视作为传统昔日的对手。

　　我们的对手，始终是我们自己。或许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在“民主自由”的话语之外，我们的确还没有找到更优的人类新定义。或许，中国人能够为人类的再进步找到一个全新的定义，那么，在发明和创造出那个新定义之前，认识“民主自由”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