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激烈的竞争正在欧洲的主流城市展开。

　　“伦敦已成过去式。柏林也已错失良机。一场激烈的竞争正在欧洲的主流城市展开。”一家德国杂志如是说。

　　它们在竞争什么？答案是：潮流和创造力。在今日之欧洲，一些老牌名城由于其大同小异的建筑、千篇一律的购物中心和社团法人的特权文化等，已经成为“无趣而令人厌倦的”城市文化缩影。

　　都市时代到来

　　一些大都市足以使全人类感到骄傲，包括永恒的罗马，欢快的里约热内卢，以及永不知疲倦的纽约。还有一些城市成为一个时代崛起或没落的象征，包括带有殖民印记的加尔各答，以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曼彻斯特。在近代，底特律则成为见证美国汽车工业由繁荣走向没落的城市。

　　亚洲的经济崛起已使一些特大城市得以复兴，比如上海和孟买，它们已摆脱殖民地时代的阴影，并再次向繁荣和现代化冲击。

　　现在，整个世界正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看不见的革命，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城市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21世纪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时代。

　　在发展中国家里，一些超大城市正像癌症病灶一样飞速扩张。但这是一个会被误解的趋势。即使这些大城市正在变得更大，但它们也不过是些中等城市。在西方世界，一些被称为“二线城市”的大都市发展迅速，并形成了更有竞争性的文化吸引力。比如旧金山、巴塞罗那和汉堡等。

　　如果可能的话，很多公司和它们的员工都会尽量避开那些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一个与全球化和技术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一些“二线城市”会有更从容的时间发展自己。“一旦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它的经济生产力就会开始下降。”经合组织负责人之一、地区竞争力专家麦里奥·派真尼(Mario Pezzini)说。他认为，一个大城市的人口一旦达到600万，就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之后，昂贵的房租、交通问题和一般城市都有的混乱状态会让一个城市走下坡路，而且还会“产生一个富人聚居于黄金市中心的状况”。

　　一些庞大的城市群落，如拉各斯、孟买、圣保罗以及墨西哥城等，都是相当难管理的。贫穷会产生有组织的犯罪。有钱人则自己保护自己。在这种城市里，毒品交易也会猖獗起来。

　　创意阶层与城市的“酷”

　　但是，困扰超大城市的危机却往往会成为“二线城市”的发展契机。几乎没有人会将马尼拉与“酷”联系起来。因为要成为一座很酷的城市，需要一个便于管理的规模，要安全，能提供改变人们命运的机会，而且要拥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确保城市发展和繁荣的精英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旧金山很酷，巴塞罗那也很酷。

　　这些城市之所以很酷，还因为它们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大批能够互相启发和激励的“创意阶层”。无论是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还是美国城市研究专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都在帮助发展有关这一职业阶层的概念，他们包括时尚创意设计师、电脑怪才、软件白领、音乐家、科学家、工程师、诗人、分析师、记者和演员。这是一个多样、多彩的群体，他们的创意会源源不断流入各个公司，同时也会反过来吸引渴望利润的风险投资商们投资。

　　尽管创意阶层种类繁多，但他们可宽泛地归为三大类：理性的创新者(工程师、科学家和电脑专才)，创意中产(商人、广告人、设计师)和艺术家(音乐人、演员和画家)。

　　这些人对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单单在美国，创意产业就已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全美几乎一半的工资和薪水都出自这个以知识为导向的小社会。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将近三分之一的职员都属于这个阶层。

　　就是因为有了创意阶层，一个城市变“酷”并引导潮流才成为可能。这些人所到之处，科学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即开始萌芽。这也是西方为什么能从后工业时代向科学和知识时代推进的原因。一旦创意阶层出现，一旦富有创意的想法付诸实践，未来的乔布斯(苹果公司CEO)或比尔·盖茨就离我们不远了。

　　城市研究学者佛罗里达说，就是在美国西海岸(硅谷所在地)，“3T”(Talent、Technology、Tolerance)才第一次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和多样性的环境对创意阶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可以促进城市的繁荣。

　　创意阶层喜欢多彩的生活方式，他们更喜欢住在所谓“二线城市”里。一个“二线城市”里的创意人士越多，它的外在表现就越“酷”。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城市规划者、经济学家和全世界的市长们，在各种会议上苦苦思索如何更好地吸引创意阶层的原因。当然，他们很多人都读过佛罗里达的《创意新贵》，其中一些人还会经常诵读其中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