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早期进驻可以节省更多的租金。在很长一段时间，“X2”里面的休闲娱乐租户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真正的创意公司。

　　当下的艺术家和未来艺术家们已经很难享受到登琨艳当年每平方米几毛甚至更低的待遇，不断上涨的租金开始吓退一些创作者。M50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春明毛纺厂，改造后，近几年租金也是水涨船高，现在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为近3元。同最初每平方米0.3元～0.4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这样的租金仅为附近写字楼价格的1/3，但一些画家和艺术创作者们陆续撤离，转移阵地到附近的画廊。而空下来的位置则由号称具有“创意”的餐厅填补，因为后者能够支付这样的租金。当然，具有艺术气息的餐厅价格也比不“艺术”的餐厅价格高出一截。

　　第一批创意产业园挂牌时，时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乐景彭对创意产业园的作用阐释中有这样一句话：“老厂房同时为原本分散的创意工作者们提供了成本低廉、文化附加值高的中心城区集聚地。”而今，不断上涨的租金正在将这些原本聚集在一起的人逼走。

　　上海的创意工作者们肯定会羡慕他们的利物浦同行，在利物浦，由老仓库建筑改建的泰特美术馆及创意社区的建筑群显示出了英国创意产业的活力。虽然经过改造后的租金也不便宜，但创意工作者们可以申请政府名下的专许基金来支付房租或其他方面的花费，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公司，都可通过这样的补贴来保持自己和这个圈子之间的地域上的紧密接触，而我们呢？

　　“兵在精而不在多”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明人冯梦龙的《古今小说》时，作者可能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套用。 用在我们这篇文章中，似乎应该是“创意产业园在精而不在多”，一个城市创意产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所需的创意产业园也在“精”而非“多”，泛滥的创意产业园伤害的或许不止创意产业本身。

　　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混乱的规划源自混乱的管理

　　◆本报记者 张淑芳

　　“中国很多时候，出发点和效果常常南辕北辙。”“中国许多事情，都是开始是好事情，到后来就歪掉了。”

　　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专家学者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引发这样感慨的正是在上海几乎遍地开花的创意产业园。然而，“圈地运动”+“大炒房产”将其变成了一个“以创意之名行租赁创收之实”的地方，不仅创意产业的链条被生生隔断，城市的整体规划也被打乱，而这一切，正是源自缺乏科学论证和正确实施的政府管理。

　　“创意产业园对抗城市规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创意产业园存在的问题。胡延照副市长指示说，创意产业园是对抗整个城市的规划。实际上，上海遍地开花的创意产业园打乱了土地使用规范，最大的危害是扰乱了土地市场，扰乱了国土资源部对土地的管理。

　　“做土地倒卖，不是创意产业中应有之意。”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诸大建表示，一个工业城市转向后工业城市，土地再利用的确是重要的问题。将原有的工业厂房置换成为高附加值的产业，比推倒重来、大拆大建好。国外也有这样的做法，纽约市里有个SOHO（不是在家办公的概念）区，就是原来的老工业区、老厂房改造后，吸引艺术家进驻，变成高档的创意场所，很热闹很有层次。

　　然而，我们拿来如此好的“创意”之后非但没有发展创意产业，反而使城市多了许多贴着“创意”商标的商业场所。很难想象，创意产业园就一定是最好和唯一的方式。

　　据悉，国外还有将废旧厂房改为公共运动场所的。“美国的城市中心，还有将办公楼变成糖果厂的，是否意味着我们又要开始学呢？”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潘海啸教授这样说。

　　他认为，中国不应盲目学习国外，我们的土地等各方面需求都很大，很难在土地资源如此稀缺的程度下，还保证这些创意产业园的低价。有价值的旧工厂保留下来当然好。但如果的确有办公楼需求，留一个“壳”也没有意义。

　　“有些区域可能需求很大却没有正当解决，一经推出马上被‘占用’就是创意产业园必然的下场了。一旦‘黑市’出现、土地使用性质发生改变，确实会给城市规划带来不利影响。土地使用税流失、无法保证创意产业不被做手脚，这都是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的。最起码要对城市总建筑需求量有个总体的把握。”潘海啸如是说。

　　创意产业园“挂羊头、卖狗肉”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缺乏全局性的总量控制。“一阵风”建设，结果过度上马导致根本完不成任务。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某学者认为，从规划的角度看，创意产业园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需求，因此不适合跟风，而是应该全市有一个盘子，对发展的总量和目标要有控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更科学的规划，是应该首先考虑的。

　　管理缺乏战略眼光

　　而上海恰恰是规划做的多，研究做的少。诸大建向记者透露，上海政府要搞政绩，一上来就要做100个创意产业园。“‘大跃进’引起了问题。人家是成熟一个地区再搞一个，自下而上的慢慢演进。我们是自上而下，而且还冒进甚至走题。”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滕斌圣指出，我们在立法或是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从经济学或战略的角度来进行控制，发现潜在问题，制定政策的人却视而不见，显得不够精明。“一次性地给个税收或是其他优惠政策比较容易做，但一哄而上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扭曲了当地经济，同时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

　　滕斌圣认为，应该做成一批后，将细节更规范化，再形成下一批。而不是急于把摊子铺得太大。创业产业园大炒房地产成为普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本来的用地和建筑使用标准。有些例外可以，但是例外越多，系统稳定性越差，管理的难度越高。

　　专家认为，创意产业园区的问题从深层次看，反映出的其实是一个政府的管理问题。

　　上述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学者表示，这个管理中还夹杂了各个集团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包括园区入驻者和“二房东”的利益等等。归根结底，利益导致了这种局面。地方政府部门出于税收和政绩的考虑难于管理，但毕竟还有些许收益，到最后，真正受损失的就是国家。

　　诸大建认为，政府的管理表现在规划、实施、运作和监控等方面，均存在大问题。规划的时候求之过急。很多领导要在任期里马上看到政绩，却不考虑创意产业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做出来的，到最后，真的艺术没有进去，乱七八糟的内容反而出现了，应当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