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向”是北京一家版权代理公司。公司于2005年4月4日与著名“三农”学者曹锦清签订了著作权转让合同，转让作品是曹锦清的一篇题为《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回顾和展望》的文章（原载《华夏时报》，2002年4月12日）。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其网站（当代文化研究网）上转载了该文。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公司便以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未在法定期内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侵犯其合法权利为由，于2007年12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类似的诉讼官司，三面向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先后打过300多起，其胜诉率为99％。鉴于诉讼压力和财务困境，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甚至把一份《网站在行动》的告示贴上了乡村建设网。告示称：“鉴于目前三面向公司利用代理版权向其他转载网站提起著作权纠纷的事实，现将与该公司签订版权代理的作者名单搜集如下，在此名单上出现的人员，本网站将不再采用和转载其任何稿件。”

　　“三面向版权事件”成了最近几年来发生在知识传播领域的一类热点争议现象，其不仅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也引起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专家的注意。2008年3月8日，由法律界、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界多学科专家参与的围绕该现象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三面向”现象牵涉的问题非常多。首先，怎样看待知识资产化？知识资产，英文叫“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首先要成为一个资产（property），才可以有产权。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知识正在被大规模地资产化，我自己杜撰了一个英文词叫“propertilization” 。二十年前克林顿提倡知识经济，到最近愈演愈烈的创意产业热，知识资产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急速地增加。它创造出的资产化的空间形式，势头之猛，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前几年的开发区热。

　　目前社会上主流的看待知识资产化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知识资产化是世界潮流，我们必须跟上。第二，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应当资产化。第三，如果不确立知识产权，谁还辛辛苦苦搞研发？就事论事来说，我觉得这些话都有道理。但是容我说得粗暴一点，这些都还是小道理，因为今天的中国，大至社会，小到个人，主流的目标就是财富的最大化，对于历史、世界，对于无形的、太抽象的都不太关心。一般人越讨厌大道理，也就越理直气壮地沉溺于关于现实利害的小道理。

　　可是实际上，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不把自己的大道理讲清楚，就容易被别人的大道理牵着鼻子走。对于知识资产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至少有两层大道理不得不讲：第一，人类的知识是否可以或者应当被资产化？这件事情可以被分解成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知识资产化，会对我们的人类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知识被充分地资产化了以后，人的生活会不会越来越深刻地或者说几乎完全地受到所谓“投入—产出”这个逻辑的支配，人的学习、思维、想象、创造……这些能力，会不会像生产资料一样，可以买来买去，按需制造？第二，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西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知识的定义是怎样不断被修改的？这种修改是怎样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条件的限制的？我们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如何随着这些修改，随着对知识定义的修改而改变？而我们最后对知识的需求又怎么会变成对知识市场的需求？150年来，正是我们说的西化或者说现代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知识的主流定义。正是由于这些改变，我们变成了今天一讲知识产权就自觉理亏的犯规者。

　　我只是想指出一点，就是什么被看作是知识，什么被看作不是知识？ 什么知识值钱，要急急忙忙资产化；什么知识不值钱，扔得满地？在知识的市场上，什么人垄断资源，仓库里堆满了货；什么人手里空空如也，只能去高价向别人买？所有这些，不只是取决于知识本身的优劣，而是取决于社会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变迁，取决于社会、政治、历史环境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它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是赢家通吃的，还是平等共有的？人类的知识生活应该是越来越主张追求市场化，因此也是被资本和利润指标所支配的，还是人类的知识生活应该是丰富、富有创造性的？至少对中国社会来说，对我们眼前和将来的状况来说，这些问题都生死攸关。先把这些大问题想明白，再想接下来在具体的制度层面该怎么做，怎样应对知识产权、创意产业、知识资产化？三面向公司以一种非常荒谬的、不让人能接受的方式，使得像我这种比较迟钝的人方才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