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流行“快钱”的年代，过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及较高的政策风险常常让一些徘徊在文化创意产业门前的民间资本望而却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似乎成了一个“叫好不叫座”、吸引眼球却不赚钱、“自娱自乐”的行业，虽不乏形形色色“玩得就是心跳”的游资，却鲜有主流风险投资机构青睐，亦难以获得银行信贷。而缺乏资本支持的后果就是一些粗制滥造的“速成品”的盛行，从而导致整个产业在“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中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

　　与IT等“硬”科技相比，文化产业因创意的市场价值高度不确定性而显得更“软”，也因此与以“安全性”为第一经营原则的商业银行几乎“绝缘”。在昔日制造业客户基础可能松动的情况下，一些商业银行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试水”文化创意产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将来的战略转型未雨绸缪。

　　这是一个人均票房不到50美分，不过一线城市的一线影院的票价比纽约还贵的市场；这是一个本土艺人对票房基本没有影响力，很多本土艺人自我感觉却比好莱坞大牌还要大牌的市场；这是一个很多电影的投资方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和矿业，并且以提升私人生活品质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在刚刚闭幕的有众多业内重量级人物参加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新热点-发现中国电影资本市场”论坛上，易凯资本CEO王冉呈上了一份模拟的中国电影市场“招股说明书”。看似戏谑的背后，实则极为严肃地指出了中国电影业的多年积弊和畸形生态。

　　其实何止是电影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家电业等成熟制造业相比，整个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无论是产业链价值链建设都是相对落后的。数据显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有业内人士甚至表示，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版业连温州的民营企业都不如。中国GDP规模按购买力平价为美国的一半多，而整个中国出版业的市场规模还不及一个贝塔斯曼。在个人财富上，中国作家首富不及全球作家首富罗琳的1/500。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存、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复合”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饲料首富”、“钢铁首富”、“IT首富”等竞相涌现，“房地产首富”更是独占鳌头，惟独鲜有文化创意产业人士。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更已超过7000美元，按照一些专家此前的乐观预计，一个因消费结构升级而面临爆发性增长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春天”正在来临，然而梦想迟迟未能照进现实，人均文化消费低迷的状态依然没有改观。这当然与收入差距过大等因素影响消费意愿有关，同时也与有效供给短缺有关，而一个缺乏清晰商业模式与盈利前景的产业是很难吸引真正的大资本及第一流人力资本进入的。传媒公司派格太合的总裁孙健君筹备亚洲电影基金多年，至今似乎尚未成功。据传，在中国电影业百年华诞的2005年，当传媒大亨默多克看到一份《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时，不无失望地说了一句：“41亿，这么少？”目前文化创意项目的“盘子”普遍不大，一幢顶级豪宅的价格就可能超过一部大片的投资，这是事实。

　　在这个流行“快钱”的年代，过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及较高的政策风险常常让一些徘徊在文化创意产业门前的民间资本望而却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本次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投资界的普遍心声：“中国实际上是不缺钱的，别说是几百亿了，就是一两千亿也有的是，关键是电影这个行业比起我接触所有的其他行业来讲应该是一个最复杂的行业，投资过程很复杂，项目的风险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似乎成了一个“叫好不叫座”、吸引眼球却不赚钱、“自娱自乐”的行业，虽不乏形形色色“玩得就是心跳”的游资，却鲜有主流风险投资机构青睐，亦难以获得银行信贷。而缺乏资本支持的后果就是一些粗制滥造的“速成品”的盛行，从而导致整个产业在“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中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螺蛳壳里做道场”地“抠”成本的一个结果就是吴天明导演所说的“中国有几个吃盒饭的人群，其中就有农民工和影视工作者。”“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些本具潜质的文化创意企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成了“小老树”，而无法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与IT等“硬”科技相比，文化产业因创意的市场价值高度不确定性而显得更“软”，也因此与以“安全性”为第一经营原则的商业银行几乎“绝缘”。作为长期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自由学人，笔者十多年前就在媒体上专门探讨过无形资产的融资担保及知本运营问题，业内学者也多有呼吁，但由于缺乏利益驱动，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尽管也有不少企业自发探索，但仍多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

　　不过，这样的局面有望得到扭转。人们欣喜地看到，不久前北京市出台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以相当篇幅专门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银行贷款、上市融资、风险投资、债券发行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这无疑将极大地缓解文化创意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金难题。事实上近年来北京市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一直颇大。根据2007年底签署的一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北京银行将全方位支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提供授信额度50亿元，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则重点开展无形资产质押贷款试点。此前，北京天星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即以电视剧《宝莲灯前传》的部分版权为质押，获得交行北京分行600万元贷款，并因其被视为中国版权质押贷款第一单而具有破冰意义。

　　据香港媒体报道，早在2004年，渣打银行即在香港设立传媒娱乐业务部，专门针对创意产业进行融资安排。除了正在拍摄的电影《赤壁》外（融资7000万美元），渣打早前还曾向《满城尽带黄金甲》提供融资。类似的还有，深圳发展银行为《夜宴》提供5000万元银行授信，招商银行向《集结号》提供5000万元无担保授信贷款……。在昔日制造业客户基础可能松动的情况下，一些商业银行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试水”文化创意产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将来的战略转型未雨绸缪。如果说这些尚属零星个案的话，那么在被称为中国电影资本市场元年的2007年，更为密集的资本“集结号”已经吹响：人们惊讶地发现，在《投名状》、《长江七号》、《赤壁》、《梅兰芳》、《见龙卸甲》、《银牌车手》、《新宿事件》等众多大片背后，竟“卧虎藏龙”地活跃着IDG、软银、红杉资本、“铁池”、亚洲电影基金等海外风险投资的身影。

　　《教父》的导演科波拉曾表示他拍这部超级叫座的大片是为了有钱去拍他想拍的电影。拍完《投名状》后陈可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制片人是我的职业，导演是我的兴趣。”文化理想与商业价值间无疑是有矛盾的，拍电影难，拍赚钱的电影更难。曾有业内资深人士感慨，要是有20个冯小刚，中国电影市场将大不一样。其实即使是张艺谋、冯小刚们，也是在连续几部电影票房失利后才逐渐摸索到市场规律，继而缔造一系列“中国式大片”奇迹的。素有“地产界思想家”之称的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曾著文“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今天看来堪称伟大的公司，也并非一贯高瞻远瞩，在其磕磕绊绊的成长史上同样不乏试错、机会主义乃至“差点死掉”。“伟大是熬出来的”，当今天功成名就的张艺谋回想当年自己卖血买相机、因超龄不能参加考试最终却被电影学院破格录取等人生往事时，对此想必应有同感。“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语），疲态的中国电影亟需大量新生代年轻导演的成长。正如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所言，“如果我们一年能有两三个宁浩出来，那就很不得了。”

　　一方面是普遍的资本“贫血”，一方面却又有数据表明，内地电视剧市场每年至少浪费近30亿元。相对于天才的idea，在中国更为稀缺的也许是运营人才。用易凯资本CEO王冉的话来说，“没有商业价值的‘有意思’，顶多也就是‘小意思’”，影视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创意，而在于好的流程管理和预算管理。一个或可佐证王冉先生观点的事实是，在好莱坞由律师转行成为制片人已不稀奇，盖因其严谨的职业特性更能有效地进行成本及风险控制。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里没有“快钱”，这里是一个“板凳需坐多年冷”，却也是值得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舞台。“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指出，“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轻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胜利。”在资本市场热得发烫的2007年，一直专注于TMT（通信、传媒、高科技）领域的易凯资本CEO王冉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不做矿！”这种自觉抵制暴利诱惑的定力显然不能单纯以商业理性等方法论层面来解释。华为公司曾以“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的宣示表达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的，投资是一种信仰，巴菲特早已用毕生实践诠释了这一点。现在该轮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家（投资家）了！